【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03日讯】不少中国工人背井离乡到印尼参加“一带一路” 重点工程的施工，却遭到超长时间工作、拿不到报酬等不人道对待。由于护照被劳务公司扣留，再加上大使馆祭出的各种苛刻限制，他们求救无门、回国无路。有人冒险偷渡，有人客死异乡， “活着回家”成了他们唯一的愿望。
德国之声11月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尼中国劳工的长篇纪实报导，以讲述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以下简称“德龙”）的部分劳工在印尼的悲惨遭遇和当前的困境为主线，披露了普通驻外中国劳工们的血汗不归路。
据报导，德龙公司在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约1800公里的苏拉威西的一个工业园区建有“德龙工业园”，为中共在印尼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生产镍铁与不锈钢。大约有1万名中国工人被德龙公司招募到印尼干活，他们的工资虽然比印尼当地工人的收入相对更高些，但他们从事的劳动强度也更大，而且受到了十分严格的管控。他们的护照统一被公司扣留，在印尼工作期间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平日就连要想走出工业园区，都必须拿到公司的上级领导批准的书面字条。
江苏一劳工客死异乡 死因陷入罗生门
一个来自中国江苏的工人名叫张广永，他在2019年11月与南通京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唐”）签署合同后，去到印尼在“德龙工业园”从事木工工作。不料，这一去就回家无路，最终客死他乡。
张广永的儿子，现年32岁的张超告诉德国之声，2020年他的祖父与母亲不幸相继去世，而他的父亲张广永两度申请回国奔丧都被公司拒绝，因为护照在抵达印尼时就被德龙公司收走了，张广永最终未能见自己的父亲与妻子的最后一面。
今年7月28日，张超突然收到京唐的通知，告诉他父亲因糖尿病并发症抢救无效已过世。他向京唐询问父亲的遗体存放在哪个殡仪馆，对方却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信息。
张超不相信父亲死于糖尿病，他说父亲在出发前做过体检，身体都很健康，7月11日自己与父亲通电话时他也还很正常，他想弄清楚父亲真正的死因。经过四处打听，他最终从父亲的同事那里得知，父亲张广永在7月24日因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并在隔天确诊感染了COVID-19。张超几经周折找到了父亲当初入住的医院电话，从主治医师那里得到了父亲染疫的确诊证明书。
张超认为，父亲在印尼工作期间是被禁止离开园区的，他在工作场地染疫身亡，应当算“工亡”而非“病亡”。但公司方面不肯承认张广永是因公死亡，要求他把医院提供的死亡证明拿去给中共驻印尼大使馆进行公证，但大使馆要求他先出示父亲的护照，而张广永的护照仍被德龙公司扣住不肯交出。
家属为了能够透过尸检证实张广永死于疫情便不同意火化死者遗体，而公司一方面不告知家属遗体存放在哪里，另一方面不断催逼家属同意火化死者的遗体，双方陷入僵局，一拖就是3个多月。
10月27日，京唐公司以书面通知张超，如果家属在20天内不前往印尼处理后事，逾期公司将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直接处理遗体火化的事宜。
活着回家成了不少中国劳工的唯一心愿
现年51岁的郑玉荣（化名）也是德龙工业园二期项目的劳工，他的护照也在去年10月入境印尼时就被公司扣押，至今仍拿不回来。在合同约定的工期结束后，仍然被困在工业园无法回家。
郑玉荣告诉德国之声，“合同约定的6个月工期已结束5个月了，没给一份收入，连生活费也没有，最多就给点饭钱去食堂。”他说，公司现在招不到新的工人，就不肯放现有的工人走，“他们会强迫你干活，把剩下的工程做完”。
郑玉荣称，园区里的工人“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他自己就曾因为跟领导起了冲突，被对方殴打得全身多处骨裂，至今扛不起重物。
透过无数管道求助却处处碰壁后，郑玉荣最后只能哀叹“胳膊扳不倒大腿”。他在微信上向女儿交代了后事，如果自己连续一两天没有信息，叫女儿记得去报警。
在这篇报导中间还提到，一名约25岁的中国工人10月18日被发现在苏拉威西一处码头工地附近死亡，印尼警方勘验现场后判定他是上吊自杀身亡；另有一位匿名的中国劳工透过文字信息诉苦，说外包商原本答应要给他每个月2100美元的工资，但到了印尼后却变成1600美元，他觉得自己被骗了。
还有5名来自中国河南的劳工，今年3月开始在德龙公司的三期项目干活，工作半年后，靠请律师打官司才从公司拿到了积欠的工资，却拿不回被公司扣押的护照，情急之下走上了偷渡之路，于9月18日在柔佛州的海岸被马来西亚警方逮捕。
长年旅居印尼的高鹏翔（化名）告诉德国之声，多数中国工人不懂英语也不懂印尼语，他们不仅与印尼社会脱节，也没有相关法律意识，根本不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即使找到中共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的人也会要求他们自己与公司协商或者报警。
高鹏翔说：“因为工业园区内就有警察，工人们认为警察跟公司是一伙的，也就不敢报警了。”
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中共驻外大使馆祭出了十分苛刻的回国限制。例如：从印尼回中国的旅客，需在登机前7天及登机前48小时内在两家不同的指定机构，各做一次核酸检测以及血清IgM、IgG抗体检测，并配合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进行数日的“航前隔离”，还需上交官方规定的一系列材料等等。整个过程中得耗费的大量金钱与时间，这对亟待回国的劳工们造成了极大负担。许多人因无法办齐这些繁琐苛刻的手续而被困在印尼进退维谷。
这些劳工的遭遇只是成千上万驻外中国劳工的缩影，在中共的“清零政策”下，这些海外工人成了无人问津的一群边缘人，而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活着回家”。
（责任编辑：竺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