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习近平在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竞争”，并称之为“制度竞争”。同时，习近平解释“民主”时，还忽然提到了领导层能否“有序更替”，在此敏感时刻对党内的罕见喊话，再次透露了他的担忧。
习近平的“竞争”和拜登的“竞争”
10月6日，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会面后，白宫的声明继续强调“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性”。新华社发布的声明则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10月14日的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事隔一周，习近平也谈“竞争”，似乎同意了中美“竞争”的概念。假如习近平所说的“竞争”不是指美国，又会指哪些国家呢？
习近平和拜登的叙事方法恰好相反。拜登把对抗或“冷战”降格描绘成“竞争”或“激烈竞争”；习近平表面上也说“竞争”，实际的解释却是对抗和争霸。两人说法不同，但都无法回避中美对抗的现实。
拜登试图回避一争高下，习近平却偏要一争高下，因此始终想争夺“战略主动”，只是实力不济、手段有限。无奈之下，习近平把人大的花瓶制度也描绘成了“制度优势”，还试图诠释民主，实际却揭示了中共政权内外都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民主只是用来装饰的口头禅
习近平称，“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这句话本身的逻辑并没错，但在中国大陆，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现有中共人大制度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注脚。
习近平称，“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所谓的“人大代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但很多人都知道，所谓的“人大委员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共高官退休后，一般都到人大常委会养老，级别高的可能获得副委员长的头衔，阶别低些的只能混个委员之类。
“人大代表”是被指定的，中共的人大会议一年也只开一次会，平时的权力都在人大常委会。“人大委员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到底听党的，还是听人民的，也一目了然。因此，中共人大又被称为“橡皮图章”，人大代表被称为“举手机器”，现在应该叫“按钮机器”。
习近平也不讳言地称，“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
这些要求，等于把之前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推翻了。人大不但没法代表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反而要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人大代表”还被要求“站稳政治立场，履行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人大被明确定义为中共的一个“政治机关”。
这样的制度，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制度优势”，以这样的制度对外“竞争”，如今的局面已经“高下立判”。中国没有民主，中共内部同样没有民主，中共权力交接的血雨腥风更毫无“优势”可言。
中共领导层能否“有序更替”？
习近平在讲话中少见地谈到了权力更迭的敏感话题，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答案当然又是否定的。中共的权力更迭，每每伴随着激烈内斗，可谓无法无序；胜者为王，败者至少会成为阶下囚，甚至被处死。中共高层的决策，更谈不上“科学化、民主化”，目前中共遭遇的一系列内外难题，正是高层一系列错误决策造成的；一般能力的人应该都看到了问题所在，却不允许说，否则就是“妄议中央”，真正的人才又怎么可能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中共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习近平要连任，当然要防止有人公开反对、搅局，因此借机对党内喊话，希望“有序更替”、少出岔子。习近平讲话后，栗战书马上表态称，“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此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数出席，习近平借机对党内上下全面喊话，公开提及领导层“有序更替”，实际等于在为关键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铺垫。
中共的所谓“制度优势”，或许能帮助少数人继续掌权，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但中国对外不但继续毫无“竞争”优势，还只能劣势连连。
中共内外都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始终在内部，中共高层既怕老百姓，更怕党内的对手，却妄谈对外“竞争”。中共最终的结局，也必然倒在自己所谓的“制度”之下。望这样的日子早点到来，中国老百姓的苦日子早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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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