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2日讯】
第六章 审官第四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
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吏治的成功。吏治为什么成功呢？首要因素，与其说是太宗纯正、高超的“审官”艺术，不如说是太宗的胸襟、气魄。
太宗待人以诚，善用天下英才
贞观一朝“君臣同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难得的。难得就难得在太宗光明正大、以诚待人、勤政忧民、从善如流。这里讲四点。
其一，“民无信不立”，太宗以诚信为本。这可与隋文帝相比较。隋文帝也重吏治，严劾贪官污吏。自东汉末叶以来，吏治败坏，官吏贪赃枉法、峻削百姓，视为当然，经隋文帝整饬，朝廷惠政才真正施及百姓。不过，隋文帝搞“钓鱼执法”，“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隋书‧高帝纪》）太宗不屑此。《贞观政要‧诚信》记载：有人上书除奸臣，方法是太宗佯装大怒来测试大臣们，若能不畏惧陛下的怒气，诚挚直率地进言进谏的人，就是正直的人，逢迎谄媚顺从陛下意旨的，就是奸佞小人。太宗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光明正大之君，才能有此言！
其二，君臣一体、相互保全。君臣关系相当复杂，妥当处理极要水平。《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太宗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残杀关龙逢、汉景帝错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而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有人为他痛惜的，又令太宗警戒。太宗对大臣们说：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互相保全，岂不很好！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二十四功臣，画像比例皆真人大小，且常于前怀旧。这就根本不同于刘邦、朱元璋之杀戮功臣！
其三，唯才是举，一视同仁，不论出处。最突出的，很多是出身前隋遗臣或敌对阵营的人，太宗也都坦诚相待。《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袁朗传》记载的隐太子所罗致的人才，如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魏徵、王珪、徐师謩、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庾抱、唐宪等等，后来几乎都成了贞观名臣。《旧唐书》说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可谓的论。
其四，重视刺史和县令的人选，因为这关系到一方百姓能否安居乐业。这与以往不重视地方官的传统，有很大的区别。《贞观政要‧择官》记载：太宗亲自挑选刺史，县令则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太宗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还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
正是因为太宗有如此之心性基础和远见卓识，故其知人善任，用人艺术炉火纯青，人才济济，吏治清明。
但是，吏治清明还需要一个制度前提。换句话说，“审官”的“审”，是根据官职、岗位来审，以求做到“人岗匹配”；要想“审官”有效，这就需要职官体系设计得当，而职官体系又牵涉到一朝的基本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太宗有卓越贡献。下面略谈两条。
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为有效“审官”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唐制渊源于隋，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陈之典章制度，至太宗时斟酌损益，制定完善。其最重要者有四：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这被称为“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其中，三省六部制是职官体系设计的基石，科举制是客观选拔人才的制度，于“审官”关系尤大。
先说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设在中央。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秉承皇帝旨意，负责策划国家的大政方针，并起草诏、敕、令等，职在“献纳制册，敷扬宣劳”；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策划起草的诏、敕、令等进行审议审核，有“封驳”退回中书省重新起草和对所起草诏、敕、令等加以修改的权力，职在“侍从献替，规驳非宜”。经中书省策划起草和门下省审议审核而成熟的诏、敕、令等，呈皇帝“画敕”认可后，再由门下省钤印，下达给尚书省予以贯彻执行。尚书省是中央行政中枢，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诏、敕、令的具体实施和其它政务的具体执行，职在“统会众务，举持绳目”。
这样，决策和执行相分离，而决策过程中，三省分工、相互制衡、群策群力，最大限度保证了决策的合理性，这是相当高度的制度文明成就，为后朝沿用。
再说科举制。选拔官吏，历来为难，而科举制被称为“史上最公平的选官制”。科举制为隋初创，唐朝予以完善，从下至上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前朝相比，报考条件与录取标准也更加开放公平。唐朝时的科举，没有财产年龄限制，除少数特定身份之人，如触犯法律者、商优娼及州县小吏不得报考科举，原则上人人皆可“投牒自进”报名参考。唐代科举，科目很多，而以进士科最难，也最为显赫。太宗朝二十三年中录取的进士，共只二百零五人，可见其珍稀。科举制影响巨大、深远，太宗也颇为自得。据《唐摭言》卷一记载，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人君的责任是设立百官、分封职守、阐明德义、教化万民（“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做好这，就要有“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之心，也就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代人力资源管理说，什么是垃圾？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放对了位置，不就是人才了吗！可以说，人才处处皆有，关键是你能不能发现。
《贞观政要‧择官》记载一则故事：太宗要封德彝荐人，封说还没有发现，太宗说哪个朝代没有人才，难道你要我借才于异代吗？（“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的确，一世有一世之人才，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关键是能不能充分、有效的发现、选拔、培育、使用人才。
不过，“知人善用”就连尧帝也感到很难，故太宗说“则哲惟难，良可慎也！”但正因为深知其中甘苦，故太宗“审官”尤有见识：“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而要做到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君自身的修为。如果人君如“君体”篇所说的“宽大”、“平正”、“威德”、“慈厚”，可能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从这个角度讲，古人所说 “身在公门好修行”，对人君尤其如此。
附录：“审官第四”大意
一个国家设立百官，分封职守，是用来阐明德义，教化万民的。所以圣明的君主任人选官，就好像能工巧匠制作木器一样：直的就用它做车辕，曲的就用它做车轮；长的就用它做栋梁，短的就用它做栱角；无论是曲的、直的、长的、短的，都能派上用场。圣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和能工巧匠选用木料是同样的道理：智慧的人就采用他的谋略，愚笨的人就使用他的蛮力，勇敢的人就运用他的威武，胆小的人就利用他的谨慎；无论是聪明、愚笨、勇敢还是胆小的，都会全面考察来任用他。
所以，对于一个良好的工匠来说，没有无用之材；对于一个圣明的君主来说，没有无用的人。对于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坏事，就忘掉他所做过的好事；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小的过错，就抹杀掉他的功绩。应该根据不同的政务，分设不同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尽量发挥他们所具有的能力。不过，能装下一头牛的大鼎，就不适合用来煮鸡；狸猫只能捕鼠，就不用它去与猛兽搏斗；只能放三十斤东西的容器，不能让它去容纳长江和汉水；能装一百石粮食的车，如果你只放几斗粟米，那么它就不能装满。这么说来，大的东西不能用小的标准来衡量，轻的不能当成重的用。今天，人与人的智慧各有长短，能力有大有小。有的人兼作很多事务还感觉少，有的人只承担一项事务却觉得很多。对于才能疏浅的人，不能让他担当重任；对于能力不大的人，不能把要求能力大的职务托付给他。如果委任的官员都能够胜任，不用过分操劳就能把国家治理好，那说明设官分职、任用人员是妥当的。用人得当还是失当，这是国家大治或是动乱的根本原因。
治理国家和万民，要依靠忠良之臣共同的德行；宣播仁风，教化良俗，要寄托在明哲贤能的人的身上。众星布列在天空，增加了夜晚月照的光芒；百川流入大海，增添了大海的深广。大海那么深广，月亮那么明朗，仍然需要借助其它的东西来壮大自己。作为国君统治天下，总统三极，循理四时，单以自己的方寸之心，来料理整个天下的事务，如果不去借助众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识贤俊可否，选择材能短长，据此分颁他们的爵位和俸禄。如果用人得当，就会仁风流行，教化得施；如果用人不得当，就会教化不行，有伤人伦。所以说知人善任非常重要，就连尧帝也感觉到知人很难，一定要慎重对待啊！@*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