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类们来说，真理就是党现在所宣扬的路线，也就是说，直到它被新路线所取代。
这就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伟大小说《1984》的主题。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真理部工作，不断地修改历史记录，以符合党的当前路线，特别是，那些遭到清算的人被故意遗忘，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自1949年以来，在共产中国，真理就是这样被包装的，就像苏联从诞生到解体一样，持续不断。因此，当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被他的继任者处决时，《苏维埃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编撰者收到指示，将赞美贝利亚的页面替换为关于贝林海（Behring Sea）的内容，贝利亚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但事实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敌人都是真理本身，文明社会的其它价值观和原则也是它们的敌人，特别是《独立宣言》的核心主张，这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事，按照（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继《大宪章》和英国《权利法案》之后，《独立宣言》是第三个伟大的权利契约，西方核心的英语国家人民的自由，就是建立在这一契约之上的。
《独立宣言》阐明了人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基本原则，无论谁是最高统治者，这一原则与共产主义不一致。
后者很重要。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施压团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共产中国游说团”，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目前中共问题的唯一来源。
事实并非如此，邪恶的根源是共产主义。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健康人的器官，进行邪恶的器官移植交易。
事实是，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都与文明格格不入，我们不能指望共产主义政权采取适当或体面的行为，即使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
以COVID-19的疫情统计为例，我们被告知，在拥有26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死于该病毒的人数将很快超过拥有14亿人口的共产中国。
显然，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把中共的统计数据或他们说的话当真。奇怪的是，只要主题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个常识似乎就不适用了。
同样，任何明智的人在要求揭露可能令中共难堪的事情的真相时，就必须预料到敌意的反应，就像澳大利亚敢于提议，就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时所发生的那样。
澳大利亚唯一的错误，是允许受中共严重影响的世界卫生组织牵头进行调查。
澳大利亚本应向前美国政府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国际法庭，调查病毒起源，评估责任，并在适当情况下评估损害赔偿。
如果裁定了赔偿金但没有支付，立法可以授权从澳大利亚境内，由有罪国家最终控制的资产中获得补偿，比如达尔文港（Port of Darwin，山东岚桥集团以23亿人民币的租金，向澳大利亚租借达尔文港99年。）
澳大利亚因要求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而受到北京越来越多的非法经济处罚，如果我们履行合法的国际判决而扣押这些资产，中共几乎无能为力。澳大利亚至少可以收回一系列优质的战略资产。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仅不能依靠来自中共的信息或真相，而且它还控制着一片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保护工人权利的领土。
这一切并不是习近平造成的，而是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垮台，中共的一贯目标就是避免类似的命运。
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借鉴了前苏联领导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在1922年将苏联从早期崩溃中拯救了出来。邓小平追随列宁，带领中国搞有“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列宁从未打算将“新经济政策”永久化，他的话说明了共产主义者的真实意图：“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绞死他们的绳子。”他们确实做到了，斯大林改变了方向，将经济社会化，迫使阶级敌人实行集体化，包括强迫富农耕种，并残忍地利用饥荒摧毁他们。
邓小平对西方的贡献比列宁多，这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市场，让西方精英们眼花缭乱。
2000年，比尔‧克林顿在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上，赌了一把。他允许中国加入该组织，却没有最基本的保障措施，以确保中共不做以下事情：无视规则、窃取或强行掠夺远比最近赠送给塔利班的850亿美元的现代武器更重要的东西——美国庞大的知识产权。
从欧洲到澳大利亚，西方领导人和大企业都盲目地跟风。
因此，这些精英们挽救了一个暴政，使其免于重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带给苏联的命运。
精英们背叛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方的工人，工厂被关闭，产业转移到中国。精英们背叛了中国工人，从压制他们的基本权利中牟取暴利。
然而，这些精英经常被中共欺骗，让他们的国家变得依赖中共。只有在前美国政府执政期间，这一趋势才短暂扭转。
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和澳大利亚，同样是希望西方工业回到中国的“共产中国游说团体”，正拚命试图恢复这种依赖。他们对此有统一的理由，他们说，问题是暂时的，当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台后，问题就会过去。
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不在于谁是最高领导人，问题一直是那个邪恶的“瘟疫杆菌”，也就是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
大卫·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誉法学教授，因其领导澳大利亚君主立宪制和担任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局长而闻名。他也是澳大利亚新闻委员会（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和世界新闻理事会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的前主席。
原文：The Problem Is Not Just Xi Jinping; It Is Communism刊登在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