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6日讯】【缘起】《金色种子——法轮大法在台湾的故事》这本书主要纪录了法轮功在台湾发展的脉络及一些感人的故事，而这些珍贵的历程也是一部活的历史。
1994年，一对台北夫妻在山东济南的奇妙缘起，上海医师的远渡来台，贵州老翁的花莲探亲，捎来了大法的种子，串起了旷世难遇的修炼机缘。
2016年2月编辑小组逐步展开台湾北、中、南各地的专访，历经录音档听打后再交互查询比对，历经三年，终能汇整集成册。比原来预期的还要艰难。
欣逢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大纪元推出《金色种子》一书全文连载，期望这本书的刊登，让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发展足迹，能够更完整的留下一个历史见证。
意外的急促门铃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暑热未至，近三十度的气温并不让人特别讨厌。午后，黄春梅与女儿在自家客厅里闲坐，她就像多数的妈妈一样“关心”着孩子的点点滴滴……不一会儿，就读五专的女儿笑着问：“昨天你们不是在台中学法交流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黄春梅愣了一下。回想起在交流会中听着其他同修怎么在生活中悟到法理，提升自己心性的历程，不时的触动着她。尤其自一九九五年与丈夫一起修炼以来，夫妻间的争执总能在彼此“向内找”中消弭，但是因为自己对子女过分的牵挂，亲子间反倒容易有些小小的摩擦与冲突。昨天听到同修分享自身在亲子关系中如何由矛盾而和谐，颇为触动的她，觉得自己在亲子关系上也真该提高心性了。开始与女儿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心得。
“嘀—嘀—嘀—”门铃对讲机突然响起，打断了谈话。“现在是谁会来啊？”女儿这样问着，黄春梅也一脸疑惑地起身，顺着餐桌穿过餐厅走到门边，拿起对讲机：“喂，请问找谁？”
“请问黄春梅女士在吗？”一个男声这样问着。
“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
“黄女士您好，我们是华视电视台的记者，想对大陆发生的法轮功事情做个采访……”
“记者！”黄春梅吃了一惊，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突然来了媒体按铃说要采访，她的脑袋在那一瞬间似乎变成一片空白。
“怎么会有媒体找上门？采访大陆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我要说什么？记者怎么会找我呀？他又怎么知道我住哪？”惊讶之余，黄春梅紧接着冒出一连串的疑惑。
很快的她找回思绪：要采访法轮功的事情？我要说什么？这会不会是代表法轮功发言？这样合适吗？心细且沉稳的黄春梅决定要先找人讨论再说，于是她请记者稍待。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聂淑文。曾是上海辅导站站长的聂淑文听说这事也甚感讶异，她认为不宜受访，但为慎重起见，她将询问大陆学员的意见。
等待的过程似乎有点漫长，突然又是一阵“嘀—嘀—嘀—”的门铃声，黄春梅猜想是那个记者按的门铃。“可是聂大姐还没回电，还不知道要不要接受采访，我要跟他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黄春梅就这样盯着对讲机，任由“嘀—嘀—嘀—”的声响划过那个下午的沉静，但是黄春梅的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
一会儿，聂淑文来电说，大陆学员也建议不要受访，因为不久前他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但最后呈现的报导却扭曲了他们的谈话。另外，美国学员也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但因为报导内容主要采用了中共官方的说法，内容负面多于正面，对学员的采访只是形式上的“平衡”。“如果媒体不能客观深入的报导，我们还是不要接受采访比较好。”聂淑文说。
听着电话，黄春梅不经意地望向对讲机。有了这个回复，黄春梅心里似乎也比较笃实一些，可以更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
她意识到，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之故，相较于其他需要上班、上课的人更方便联系，一些订书、印资料等等事宜也都是她帮大家处理的，所以渐渐的，她就成为主要的协调联系人之一。也因为联系上相对方便，所以后来许多时候对外都是留了她家的地址与电话。想到这，她恍然大悟为什么媒体记者会找到她家了。
“嘀—嘀—嘀—”门铃声又响起，黄春梅依旧不敢接起对讲机，她想应该还是那位记者吧。但忍不住好奇，她起身走到阳台往下望，正巧楼下一个男子也仰头向上望着。他们对视了那么一瞬间，黄春梅就快步走回屋里。
“记者一直不愿离开，这样不行啊。而且以后若还有其他记者再找上门该怎么办？总不能都这样不接对讲机啊，总得想想办法！”想了想，黄春梅连系了几位学员讲了这情况，大家都觉得这事的确需要讨论，最后决定傍晚到洪吉弘家里商讨对应之道。
学习面对媒体
叮嘱女儿简单弄点晚餐后，黄春梅回房换好衣服，准备出发前往松山洪吉弘家。
对着楼梯间的镜子，黄春梅微笑着轻轻说了句：“不好意思，现在不方便回答。”她看着自己的神情，似乎还算宁静祥和。这是刚刚电话里同修提醒她的：“看到记者，不要回应，要面带微笑，不要紧张。”
步出大门，记者已经离去，黄春梅松了一口气之余，也不由得觉得好笑：我这么单纯又平凡的人，竟然还要面对媒体的“围堵”！
来到洪吉弘家，已有几位同修先到了，看到黄春梅进门，纷纷上前询问情况，黄春梅微微笑了笑跟大家报告说：没有，我下楼时记者已经离开了。因为还有其他学员还没抵达，所以大家还在等待的状态。有人在角落静静的读着《转法轮》，也有人在客厅走道旁边“冲灌”、“冲灌”的炼着动功。也有人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黄春梅听见洪吉弘声音宏亮的说：“我们不出面讲，那谁帮我们讲？”
陆续的来了十几位同修，黄春梅跟大家简单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之后，大家各自表述想法。不少人觉得应该要受访。有人提出大陆学员对媒体不能公正报导的担忧，熟知媒体情况，任职于台视的学员认为台湾媒体环境不同，也赞成接受采访。还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一概不接受采访，媒体就更觉得我们很神秘。可是他们新闻一定要做啊，也许就会捕风捉影，反而不好。”
“可是我们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不知道要跟媒体讲什么啊！”
洪吉弘不改豪迈本色地说：“不用想太多，我们就老实实实的讲，法轮功是什么。”
然而修炼怎么提高心性，这些事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对不修炼的人很难说得清、讲得明。那怎么才能让外界明白？经过一阵讨论之后，初步有了一些共识：可以拍摄我们炼功的情况，讲炼功祛病健身与修心性，也可以带记者们看看我们的集体学法……
仿佛老天的安排，就在大家有了“走出去、面对媒体”的共识之后，此时，洪吉弘家中电视机里就播出了华视晚间新闻的画面，记者拍摄了黄春梅住家所在的五层公寓，然后镜头停留在四楼的阳台，旁白说道：“这就是法轮功在台湾的总部！”在场学员一片静默后，不约而同的相视而笑。因为大家知道要学法、要炼功，知道修炼重点在于提高心性……众人脑海里却没有“总部”的概念。因此，大家也更体认到面对媒体的必要与重要性了。
法轮功学炼者激增
达成共识后，有人安排受访的地点与形式，也有人负责沟通联系采访的媒体与内容，电视、报纸、杂志、电台的邀访纷涌而至。第一个前来采访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地点就在洪吉弘家。记者如实的报导，让大家更具信心。
而以往每周日在中正纪念堂近百名学员的集体炼功，也成了媒体采访与摄影的地点，经媒体密集的报导，原本只是学员间口耳相传的功法，瞬间名气大增。
台大经济系教授叶淑贞是当时热门的受访者之一。
叶淑贞从一位罹患多种严重病痛的患者，变得健康、精神饱满的传奇故事，在媒体的报导下，吸引了更多人来学炼法轮功。台中学员王珩描述：“都知道她身体很不好，炼功后变好了，大家就觉得法轮功真的很神。”
洪吉弘的妹妹洪月秀回忆：“台湾媒体虽然一开始都采用了中共央视的报导，但后来媒体慢慢接触到了台湾学员，学员详细介绍‘真、善、忍’的修炼准则，也演示了五套功法给媒体朋友看，最后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有些媒体还把李老师的小传登在了报纸上，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来学炼法轮功。”
全台各地的九天学法炼功班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状况，每班参加人数从原本的一、二十人一下暴增为四、五十人，有些班甚至高达一百多人，突然涌现的学功热潮，让多数是在自家开办九天班的学员难以负荷。黄春梅家中原本容纳十多名学习者的客厅，一下挤入了四十多人，于是她只好收拾起桌椅，挪出空间多摆上几张坐垫。客厅挤满了，就再往餐厅及房间门口延伸。
而叶淑贞家中的九天学习班更是爆满，客厅里一下涌入一百多人。张清溪难忘当时的这一景象，他描述：“叶教授家拆了客厅与书房隔间后仍容不下，学功的人都挤到马路上，有些人根本挤不进去。”后来只好分为男女两梯次上课。
其实不仅是九天班爆满，从二十六日清晨起，全台的炼功点也都不约而同的出现学功潮。宜兰运动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万华青年公园……都出现许多新脸孔，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多人。一名台北东湖公园的学员回忆，不仅有人前来学功，甚至出现围观人潮，让原本习惯宁静炼功的学员们挺不适应呢。
许多人都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一九九八年是台湾学员们最幸福的一年：日益增多的炼功点，方便大家就近集体晨炼；自前往大陆参加交流与李洪志老师来台讲法之后，学员们更加认识学法的重要，集体“学法点”也陆续成立；一九九八年在台湾也正式出版了正体版《转法轮》。自这年起，对修炼形式的认识更成熟了，学员们普遍在实修中感到心性的提升，体会到修炼的美妙。
一九九九年大陆发生的“四．二五”事件，虽然打破了学员们平静的修炼生活，从单纯的自己修炼，被迫必须面对外界、面对媒体，但也因此让更多人认识了法轮功，对法轮功的弘传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锻炼了学员们面对社会的能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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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