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被培训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
虽然培训中没有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但被洗脑了的学生们相信，一旦他们推翻了“体制”，生活就会变得轻松。在更深层次上，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胡萝卜和大棒的训练。胡萝卜是你得到的免费的东西，如果你服从它的要求；大棒则是惩罚，如果你抵制它。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称为“银或铅”：要么接受他的奖励，要么挨他的枪子。（注：埃斯科瓦尔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嚣张的毒枭。）
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服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时会得到奖励。他们获得了好成绩，社会认可，并获得了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好工作。如果他们抵制校园“活动家”，他们就会受到欺凌，而这种欺凌行为会迅速升级。
“社会排斥”的威胁通常足以令人们屈服和接受这些玩意儿。因此，极权主义者可以接管一个机构，而只需要针对少数没有被收买或吓倒的人。
人脑是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来学习的。当我们收到奖励或威胁时，神经元会连接起来，这使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胡萝卜和大棒时，不用思考就能做出快速反应。每个大脑都能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不用经过有意识的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强迫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事实上，极权主义者惩罚你，如果你识破了他们制造的恐怖的气氛。他们奖励你，如果你假装你可以为更高的利益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康奈尔大学的一群学生上周大声疾呼。一群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学校的报纸上抱怨校园限制自我表达。我不想重述导致这种情况的事件，因为勇敢的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威廉‧雅各布森（William Jacobson）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很好的报导。我想解释的是康奈尔大学共产主义培训的历史根源。
1971年，我是康奈尔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学到了”资本主义是所有问题的根原因，所以推翻它就会让和平和爱像雏菊一样绽开。我接受了“阿梅里卡”（注：“美国”一词的英语谐音）是万恶之源的信念。我并不相信我被告知的一切，但我学会了抑制挑战它的冲动，因为我可以看到结果会怎样。
几十年过去了，我才从这培训中醒来。在那之前，我不幸地把它传给了更无辜的年轻人。这个故事在我的书《我如何逃脱政治正确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里讲过。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傻而被愚弄了，所以我想更深入地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1969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黑人学生团体占领了学生会大楼。持枪的活动家的照片在各大媒体上泛滥。“活动家”和校方之间的谈判是由一位受欢迎的政治学教授领导的，他不久后自杀身亡。据说，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教授对行政人员和教职员工，他的老朋友们，屈服于所有要求的方式感到沮丧。
《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刊登了罗西特谈判的巨幅照片，但当他的儿子——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发现他的尸体时，媒体却一片寂静。
我在他儿子的自传里了解到了这些。可悲的是，他儿子坚持“活动家”是好人这一流行观点。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就好像大学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声誉。
这些事件发生一年后，我的高中辅导员建议我向康奈尔大学提出入学申请。虽然我很高兴去那里读书，但我强烈怀疑这位辅导员是否受了康奈尔大学大规模的推销的影响。
不久，我就每天走在威拉德‧斯特雷德厅（Willard Straight Hall）前的著名照片现场了（不是1972年被占领的附近的大楼）。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问过威拉德‧斯特雷德是谁，所以想像一下，当我偶然发现他的儿子迈克尔‧斯特雷德（Michael Straight）作为剑桥间谍团伙的成员被克格勃监视时，我有多么震惊。
威拉德死于西班牙流感疫情，他的财富由他的左倾妻子继承。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去英国，在那里接受左倾教育。她的儿子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剑桥大学。年轻人的幻想常常会导向共产党。一些剑桥间谍逃到苏联，但迈克尔刚回到美国，被小罗斯福总统雇用！
斯特雷德其它头衔包括“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出版商和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副主席。和现在一样，那时与共产主义主张保持一致有助于个人职业发展。
历史书把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大学生中的流行排除在外，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如果你提到它，你会被谴责为麦卡锡式（McCarthyite）的疯子。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为当今知识界的时尚在20世纪40年代的根基提供了一瞥。（注：麦卡锡是上世纪5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的美国参议员。）
今天的学生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看到康奈尔大学学生的专栏文章拥抱“活动家”的目标，而且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策略是否会阻碍其目标的达成，我对此并不抱希望。
听到康奈尔校方计划强制所有学生、教职员工接受反种族主义培训，也令人沮丧。
在我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学生自己思考什么是“包容”。我没有在康奈尔大学“感觉被包容”。我觉得自己与那些我认为更富有、更有文化或更有吸引力的学生不同。但我学会了管理这些感受，因为没有人教我把我的感受归咎于别人。当然，没有人授权我惩罚那些我认为排斥我的人。
自古以来，人类就不得不管理“群体内／群体外”的感觉。在动物世界中，一个孤立的个体会很快被捕食者吃掉。这就是为什么在落单时，哺乳动物的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威胁性化学物质（皮质醇，cortisol），而安全地处于群体中时，它会释放出一种奖励化学物质（催产素，亦称为“爱素”， oxytocin）。我们对“社会接受”有强烈的感情，因为我们有哺乳动物式的大脑。
但是动物群体不会允许每一只动物都加入进来。群体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信任来维持的。哺乳动物必须建立信任纽带才能获得群体的接受。哺乳动物有强烈的动机建立信任纽带，因为没有了群体，它将独自面对捕食者。
建立信任是一种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技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很痛苦。如果我看到一个更容易的选择，我就不会去学了。
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的选择。只要你接受领导者报告的每一个新“事实”，你马上就会被“包容”。
一旦你加入，就很难离开共产主义的群体，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期望“体制和系统”来满足你的需求，而没有学会自己建立信任。根据我们的新精英们的说法，如果这个系统不能让你感到被包容，那它就会成为一种“创伤”。
如果你接受这种离奇的心态，你也可以成为精英！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我们很幸运，我们仍然有一个选择。
作者简介：
洛蕾塔‧布劳宁（Loretta Breuning）博士是内哺乳动物研究所（the Inner Mammal Institute）的创始人，也是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管理学教授。她是许多个人发展书籍的作者，包括《快乐大脑的习惯：重新训练你的大脑，以提高你的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和内啡肽》（Habits of a Happy Brain: Retrain Your Brain to Boost Your Serotonin, Dopamine, Oxytocin, & Endorphin Levels） 和 《我如何逃脱政治正确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布劳宁博士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并被主要媒体引用。在教学之前，她在联合国非洲工作。她是康奈尔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毕业生（Cornell University and Tufts）。她的网站是InnerMammalInstitute.org。
原文“Is My Alma Mater a Communist Training Camp?”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