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09日讯】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9月8日晚上6:30，北京时间9月9日。欢迎收看时事天天聊。我是Sydney（王愉贺）；我是秦鹏。
今天焦点：新文件显示：武汉病毒所曾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掌挄中共官方！
Sydney：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拦截），日前通过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诉讼，获取了九百多页文件，研究发现，一些过去从未披露的细节曝光，包括武汉病毒所曾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促使病毒致病性更强。
秦鹏：这一发现，掌挄中共官方之前的说法！中共官员和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石正丽此前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在进行功能获得性实验。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做一个深度解读。
新文件显示：武汉病毒所曾做蝙蝠病毒改造
Sydney：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根据美国官方机构披露出来的文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引起了普遍关注。
The Intercept获取了九百多页文件，里面详细介绍了美国资助的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几种冠状病毒的研究。包括由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资助的两项先前未发表的赠款提案，以及与生态健康联盟研究相关的项目更新。
这批九百多页的文件是The Intercept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进行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诉讼中获得的。
秦鹏：生态健康联盟，我们的观众应该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了。这是一家位于美国的卫生机构，它曾经使用美国政府的联邦资金资助中国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负责人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开展过很多合作，他也是中国政府同意的、世卫组织派往武汉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溯源调查组中唯一一位美籍专家。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披露他是帮助中共掩盖病毒疫情的关键人物之一。
石正丽本人在其简历中列出了美国政府超过120万美元的拨款，包括2014年至2019年期间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66.5万美元，以及同期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55.95万美元。这些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的。
美资助武汉病毒所 实验在武大动物实验室做
Sydney：那么，最新的文件有什么新的、特殊的发现呢？
其中之一，是发现了一份资金申请计划，《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Understanding the Risk of Bat Coronavirus Emergence），由达萨克本人主导，研究内容是通过筛选数以千计的蝙蝠样本来寻找新型冠状病毒。文件首次披露了在武汉进行病毒研究的几个关键细节，包括在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的一个生物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实验室，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进行的人源化小鼠的关键实验工作。
秦鹏：请注意，资助的对象是武汉病毒所，但是实验却是在武汉大学动物实验室的三级实验室进行，而不是武汉病毒所的四级实验室进行。
用于“功能增益研究”
Sydney：文件还显示，生态健康联盟从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中，共获得总计约310万美元的拨款，其中包括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59.9万美元经费，用于找到和改变可能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的所谓“功能增益研究”（gain of function research）。
这些新发现，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可能始于实验室事故提出了更多的疑问。
秦鹏：所谓功能增益研究，也叫功能增强研究，是指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来增强病毒的致病性或传播能力。
这个发现，反驳了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此前曾断然否定武汉病毒研究所曾进行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的研究。
Sydney：拨款申请书中，特别提到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危险，比如“在实地工作中有接触到SARS或其它冠状病毒的最高等级风险，在头顶蝙蝠密度很高的洞穴中工作时，有可能会吸入蝙蝠粪便灰尘。”
秦鹏：这个信息很重要，说明生态健康联盟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很清楚，病毒很可能在野外作业、收集蝙蝠病毒样本的时候，或者在实验室做相关研究的时候，实验人员可能感染冠状病毒。
这一点，我们在8月13日的那一期视频中说过，世卫中国调查组负责人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在丹麦电视台的纪录片中承认，中共方面主导了调查方向和世卫报告的撰写，并施压调查组放弃实验室泄漏调查。这个重磅说法，彻底粉碎了世卫第一次调查报告的可信性。
而且，恩巴雷克还说，零号病人“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最先被蝙蝠感染，而其中的一个重大嫌疑是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500米。恩巴雷克说，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病毒来自自然，也可以认为是来自实验室泄漏。
NIH院长为何改口病毒也可能来自实验室
现在，NIH的文件证明，他们并非不知道实验的危险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NIH院长柯林斯一开始坚持病毒来自自然界，在8月底的时候才改口也可能来自实验室呢？
Sydney：这些文件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那就是证实了，在武汉进行过构建新型嵌合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研究，该病毒将一种冠状病毒的穗状基因与另一种冠状病毒的遗传信息结合起来，并确认由此产生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细胞。相关研究是生态健康联盟申请到联邦经费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完成的。
美国的公立常青藤高校、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通过邮件向美国之音做出了这个分析。
埃布赖特表示，这批文件首次揭示了实验室生成的新型SARS相关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源化小鼠。文件还显示，其中一种由实验室生成的、之前未被公开披露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源化小鼠的致病性，比构建该病毒的原始病毒致病性更强，并且已得到证明该病毒的致病性得到了增强。
埃布赖特也是最早提出要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于实验室泄露或事故的科学家之一。
秦鹏，这个专家说的有点技术性，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人源化小鼠的实验，能够显示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实际上做成了新的冠状病毒，而且新产生的病毒对人的致病性增强？
秦鹏：研究病毒致病性，不能拿人来直接做实验，动物实验是研究病毒、医药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实验动物，是近交系小鼠，这已成为免疫学研究的重要动物模型。但是，毕竟啮齿动物和人类之间存在巨大的种属差异，人类病原体或针对人类细胞开发的药物也具有种属特异性，在免疫健全的小鼠模型中无法很好地模拟疾病的发生发展。而且，野生型小鼠的免疫系统对于来源于人的异种细胞和组织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
所以，后来科学家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人为地制造出人源化小鼠模型来研究首先破坏受体小鼠的自身免疫系统，然后把人的造血细胞、淋巴细胞或组织植入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这样就重建出了具有人类免疫系统的小鼠模型。它们可以更好地模拟人体免疫特征。也就是说，这是科学角度证明病毒对人体攻击程度的一种试验方法。
所以，现在的文件显示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源化小鼠的致病性，比构建该病毒的原始病毒致病性更强，并且已得到证明该病毒的致病性得到了增强”，就足以证明武汉病毒所的这种研究出来的新病毒对于人类也有致病性增强。
石正丽说假话
Sydney：但是，今年6月，石正丽给《纽约时报》的电子邮件中，驳斥实验室泄漏说，石正丽辩称她的实验不同于功能获得性研究，因为她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
当时她说：“我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做过让病毒毒性增强的GOF实验。”
秦鹏：是。我们都知道，2017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石正丽和武汉实验室的同事发表了关于一项实验的论文，称他们创造出新的混合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它们在人体细胞中感染和复制的能力。大瘟疫之后，中共方面否认做功能获得性实验，但是，现在的这些新文件，其实也是驳斥了石正丽自己的说法。
Sydney：这一发现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所得出的部分结论相吻合。8月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最终报告的补充报告。报告基于开源信息得出的结论认为，大量“优势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秦鹏：是，我们当时也做过分析。
石正丽和中共为何掩盖？谭德塞：请中国给出数据
Sydney：不过，现在的这些文件的发现足以证明，病毒是来自武汉病毒所的泄漏吗？
秦鹏：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这些间接证据都指向了唯一的嫌疑对象：武汉的实验室，不管它是武汉病毒所也好，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武汉实验室也好。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比如某一个实验人员的直接证词或者文件，来说明这个病毒是那里泄漏的。
这也是中共耍赖和美国方面没有直接得出结论说目前的调查证实了实验室来源说的一个原因吧。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无辜的政府和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积极地配合国际调查，甚至主动申请国际社会来做第三方调查，洗清自己的冤屈，而中共做了什么呢？掩盖，一直在掩盖。
Sydney：是。围绕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中国政府至今以保护个人数据为由，拒绝交出最初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174份病例的原始资料。中共还一直声称新冠溯源问题被美国政治化。
但是，9月1日在柏林举办了大流行病预警中心剪彩仪式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出现溯源政治化，是因为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顺利得到（中国的）数据和相关资讯。”
他继续说，“我们请求中国，给出这些数据。”
秦鹏：是。谭德塞这是直接在说：政治化恰恰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今年3月，世卫组织报告出来说，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格斯大学的那位科学家埃布莱特就说过，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就低估任何可能性还为时过早。
他说，实验室事故很少见，但并非闻所未闻。他指出，2002年，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了一种类似的疾病，称为SARS，它起源于动物，但后来感染了在实验室研究它的中国科学家。这次怎么就没有了呢？
埃布莱特说：“除了供认之外，唯一可以区分这些假设的方法是获得实验室设施和实验室记录、实验室样本、医疗记录、血清学样本和人员进行私下采访。”
Sydney：我们知道，埃布莱特提到的这些调查内容，中共都不肯让世卫组织调查组做调查。
秦鹏：是。8月份，在丹麦电视台的纪录片中，世卫组织中国调查组组长恩巴雷克就说，中共最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让他们在报告里，提及关于实验室的任何东西。
恩巴雷克就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因为病毒溯源溯的就是这个，不提就完全没可信度了，成不了一份报告了。所以他说，他们的团队坚持要在报告里，提到实验室的事情。
Sydney：是。恩巴雷克还说，直到中国调查组要离开中国前的48小时，他们都还在与中共方面讨论著。换句话说，就是结束实地调查的两天前，中共都还在跟他们争，中共方面当时的借口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问题是，没有调查怎么就不可能呢？
我们也知道，中国疾控中心自己的实验室就发生过多次泄露，而且它们的武汉实验室就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不到500米。
秦鹏：嗯。按理说，中共疾控中心的管理应该是最严格的了，但是2004年，北京和安徽发生了一次SARS感染，中共卫生部事后调查明确说“这次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是一起因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
Sydney：就是说，实验室事故在世界上包括在中国，并不是特别稀罕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中共对待这一次调查的态度上，断然说不可能是来自实验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此地无银三百两。
秦鹏：是。隔壁王二不曾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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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