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开会，提出了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体策略中最触目的则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所指就是个人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市场；二次分配则由政府主持，机制是公共政策，例如取得税收后投放于社会福利等用途，这两种分配都已有现行的制度，上述会议最触目的，是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指个人把收入捐献于慈善等社会公益用途，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解释指，那是“基于道德信念进行的收入分配”，可以出于个人自我认定的使命，可以出于人道的考虑，也可以出于宗教信仰的驱使等等。在中国，慈善或捐献具有深远历史，而即使在社会主义政体里，慈善事业也没有完全废弃，两份《中国慈善事业指导纲要》就曾于2006及2011年颁布。
第三次分配既属道德，前提是出于自愿，捐献也不应为了利益。多年来也的确有一些基金，给予教育、福利及紧急援助等相当的无私捐献，善行早已得到社会肯定。可惜的是，善款遭到挪用的事件屡屡发生，对慈善事业也不无打击。至于商号或富豪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讨好公权力，例如更容易承办政府工程或服务以赚取公帑等，则捐款只能算是生意成本，其交易本质难以称为第三次分配。
这次财经委员会的会后公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基础性制度”是什么，如果只属一些鼓励的、提供诱因的政策，例如对捐献作出税务寛减，则还算有理有节。可是，对公权力缺乏制衡的党国体制，以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专权政治而言，越演越烈几乎是常见的施政轨迹，遏抑以致惩罚的政策，也并不罕见。腾讯在中央的会议后宣布捐出五百亿，但人们还是会怀疑，那究竟是真正的由道德驱使的第三次分配，还是只因为威迫当前、无可奈何的选择？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等，其实不过是表面漂亮的政治修辞。要促进真正的第三次分配，关键在于自由结社的慈善团体与宗教组织。可是，中国政权接受不了真正自主的工会、教会等，连中国红十字会也得由政府领导，管治更受党组书记过问。这样一来，即使捐献属于自愿，但分配难免受到政权左右，这是否变相的第二次分配？
贫富悬殊的确是中国政府急须面对的问题。问题是，第三次分配是否当前现实最适切的策略？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财富有飞跃的增长，但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指出，国有资本仍占全国资本约三成。人们不禁要问，可供政府使用的资源如此巨大时，为什么要打第三次分配的主意？“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云云，是否只是把人民的视线转移到资本家身上的举措？
再追问下去的是，在富可敌国的资本家相继崛起的同时，中共权贵之中有坐拥多少隐密财富？多年来国外媒体、巴拿马文件等披露的，是接近实况还是冰山一角？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在开会就第三次分配大发议论时，有没有想过大可由自己的亲属率先捐献呢？说不定，一呼百应，上行下效，第三次分配终会成真，只是，如此一来，便又给党带来尴尬问题：权贵及其亲属的财富，是怎样得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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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