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梁海斌，目前被关押在澳大利亚移民局拘留中心已经一年多了，而今天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全世界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我心中的中国故事。
1986年1月8日，我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安厚镇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里，家里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兄弟排行老四。1990年的秋天，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有个阿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位阿姨就是我后来的养母。
我的养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家里有两个女儿，原本是有一个儿子的，只是在孩子三岁的时候不幸因为生病没能活下来。当时又因为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我的养母被当地政府抓去强制进行结扎。因此才萌生了抱养一个男孩的决定。在我五岁那年，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养不起我，于是我就被养母抱养了，跟着她来到我现在的这个家。
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这一分别就是几十年。由于母亲痛失亲子，抱养我，从小就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长大之后能够出人头地，所以从小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但是母亲和父亲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上过学，所以他们的管教方式都是十分粗暴的，除了打还是打。不管我做错什么事，都是用打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
这样愚昧无知的教育方式，从小就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慢慢地长大了，到了小学毕业，也从这一刻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因为家里穷实在供不起我上初中，而母亲迫于经济压力，就不让我上学逼着我去雕刻厂当学徒。
我的家乡是惠安县崇武镇，是世界闻名的石雕之乡。母亲想让我学一门手艺，将来学有所成也好为家里的经济分担一些压力。那时候的我内心多么的渴望能走进校园，可是现实就是那么的残酷，我那时天真的以为中共说的9年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为何还会有那么多像我一样因为家里穷而上不起学的呢？
那时的我除了认命没有别的办法，而当时我正好处于叛逆期，从小在母亲的棍棒教育之下我实在受够了，我内心不断的在抗争。母亲逼着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我就不能让她如愿，我内心想要摆脱这种束缚。所以我当学徒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学，师傅经常跟母亲说我不听话不认真学，每次都免不了一顿棍棒伺候。
14岁那年的夏天我被母亲打了一顿以后，我对这个充满暴力的家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所以我离家出走了。
命运的转折点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没得吃没得住。我遇见了同村的发小，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也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小小年纪就在社会上流浪。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叫了两辆摩的，等到了目的地我们下车后就不给摩的师傅车费，还用恐吓的方式告诉摩的师傅让他们给我们钱，想不到摩的师傅就乖乖的把钱给我们了。
我们早早的辍学，根本不懂这些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因为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法盲，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坐车不给钱还恐吓摩的师傅，多次向那些辛勤付出劳动赚取血汗钱的摩的师傅伸出罪恶的手。法网恢恢，终于在2002年的10月我们落网了。我发小被判8年，我判6年，另外两个年纪更小分别被判3年和2年缓刑，那时我们都是未成年，最大的15岁最小的14岁。就这样我在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始服刑。
也是在监狱里我才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法律，但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在中国法律是多么的黑暗，中国的法律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了解法律之后我对我所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的可耻和悔恨，因为靠着不劳而获的行为把别人辛苦付出的报酬以恐吓的手段变成我们的。对那些曾经被我伤害的摩的师傅我深感愧疚，也让我内心时刻的受到良心的谴责，那时候我学会了换位思考，站在被害人的立场去感受他们当时的感受。所以在监狱里我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真心悔过。励志刑满释放后能够重新做人再也不做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
这里我想说说之前为何我会说中国的法律黑暗和中国法律是个笑话。因为当我真正了解法律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当初犯下的罪行的确构成了犯罪，但是不构成抢劫罪，严格意义上是敲诈勒索罪，两者之间量刑有很大的区别。这里我不是为我过往所犯下的罪过辩解，而是当时在监狱里我想要申诉，但是被监狱里面的民警残暴的对待，狱警说申诉可以，但是前提你必须认罪，这样的逻辑未免太可笑了吧。因此我和狱警顶嘴了，结果被一顿暴打，把我关禁闭，每天只给我吃一顿饭根本吃不饱，禁闭结束后就时不时以我没有完成狱警下达的劳动任务来刁难我，对我进行体罚，而我进行反抗却被狱警以很严厉的处罚方式对待，那就是给我进行警告处分和记大过处分。
在监狱里我身心受到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折磨，最后我又再一次认命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在狱警的威逼利诱之下我选择了认命，因为民警告诉我如果我继续申诉不认罪，不仅无法减刑，还会被认定成抗拒改造，严重的话会被加刑。
所以我开始每天接受强迫劳动，过着那种“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囚犯生活。因为我心里知道没有什么比自由可贵，所有我每天埋头苦干最终获得减刑一年。我于2007年10月份刑满释放。
经过这次牢狱之灾，我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我更加坚定的想要做一个守法公民。然而更加残酷的打击还在后面，当我出狱之后再次走进社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思想依然是无知愚昧的，因为我把当今的中国想得在共产党统治下一定是和谐社会，到处充满着爱心和同情心。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社会的时候，我每次找工作都是磨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充满着歧视。更多的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一种瞧不起，同时也包括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家人也一样无法包容我和接受我，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我的犯罪给他们脸上蒙羞。甚至是左邻右舍发生任何事，比如家里东西被偷或者社会上发声什么刑事案件我们这些曾经犯过罪的人都会首先被作为怀疑对象，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在我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逼不得已，我又再一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第二次犯罪我是知法懂法的情况下再次犯罪，很多人会说我这是罪有应得，就是找不到工作你也可以去捡破烂至少自食其力。是的我可以那样做，但是我已经20出头了，没有一技之长，家里天天逼着我赚钱，社会又无法接纳我们，我们连生存都是问题。有时候真的觉得活着太难了，在受到无处嘲笑和打击后我被逼无奈下我成为了一名可耻的小偷，我再次入狱因为我是累犯所以被重判了四年四个月，我又再次进入监狱。
有了上一次的服刑经验，我知道在监狱里如果不顺从受到的一定是更加严厉的处罚，所以我也就安心接受法律的制裁，因为我犯罪了，不管是不是被逼无奈，既然犯罪那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是因为第二次入狱彻底改变了我，一个值得我用尽生命去奋斗和努力的种子悄悄的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那就自由与民主！
在我第二次入狱前我对政治这个东西一点都不了解，以为政府永远都是对的，第二次在监狱被强迫着每天晚上7点准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因此我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一生会犯两次罪？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政府充满谎言，充满腐败，残暴不仁的国家。
每天看着新闻联播里充满社会正能量的报导，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中国人民过得非常幸福，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从大环境来说我不可能了解得面面俱到，就从我服刑的监狱来说，监狱里始终充满着暴力，民警对服刑人员可以动不动就打骂，侮辱，体罚，服刑人员如果敢有一丝反抗，你就会被认定为抗拒改造，严重要加刑，最轻也得扣分，不管哪一样都直接影响到服刑人员的刑期，所以大部分人都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在监狱里我也看清楚了中国官场的官僚主义有多么的让人恶心，中国的监狱并不是用来教育和改造服刑人员的，准确的来形容中国的监狱就是一座中国政府利用服刑人员给他们创收的人间地狱。服刑人员每天都会安排一大堆很重的工作任务，如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晚上还要受到民警的体罚，拳打脚踢那是家常便饭。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呢？因为监狱里每个中队生产所创造的效益和民警的奖金直接挂钩，所以监狱警察就会利用任何手段逼迫服刑人员去完成生产任务。记得有个监狱长名字叫做陈文科，这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贪官，可以说中国是无官不贪。这个监狱长为了刺激服刑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就在监狱里进行劳动竞赛，每个月评选出生产效益最好的中队进行奖励，而奖励就是监狱杀一头猪给第一名的中队服刑人员加餐。说得好听，因为监狱里的伙食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吃得比猪差。
也正是因为这些竞争监狱民警就会更加残酷的逼迫服刑人员每天做更多工作，到了每个月评比成绩公布出来的时候，监狱长就会弄一个所谓的“授猪”仪式。还要铺红地毯，然后由服刑人员组建的乐队吹着一首叫做（走向复兴）的歌，狱警和全体服刑人员鼓掌欢迎领导，监狱那些领导每个月都在享受着犹如中央7大常委出席会议的派头劲。
看着这些贪官真的给人有种作呕的感觉。不过老天爷还是有眼睛的，每个做恶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那个监狱长和那些贪污腐败的警察很多最后都成为了跟我一样的服刑人员，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中共官员体制内的一种极大的讽刺，据说那个陈文科监狱长因为贪污腐败最后死在监狱了，我在想一个那么年轻的监狱长怎么关进监狱没多久就死了呢？又或者是里面牵涉着整个司法系统的丑恶一面，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呢？这点我没处查证。
也正是因为第二次的牢狱之灾我彻底认清了中国（共），认清了中国（共）政府。法律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信力，更不可能人人平等，所以我每天就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我的刑期，我2014年再次刑满释放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管再难一定不能去犯罪，这个政府的腐败和法律的黑暗，导致我第一次犯罪，而第二次还是因为这个政府不负责任没有相关的法律去帮助我们这些刑满释放的人员更好的融入社会，同时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太多的歧视和冷漠。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太邪恶了，它用它邪恶的思想对民众进行洗脑，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让人民处在一种被蒙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也就无法明辨是非。所以我出狱后我要用我的行动去证明和揭开中共那幅虚伪又无耻的面纱。
我要让世人知道犯罪是一件可耻的事，但是真心改过了依然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像中共这样的流氓政府，从建立政权之前到建立政权之后，一直在不断犯罪，而且从来不肯承认（它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即使有民众指出它们的错误，它们不仅不悔改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利对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屠杀，这样的犯罪才是可耻的，才是不可原谅的。我这里会用它们这两个字而不是用他们，是因为在我心里认为他们不配用人的称呼。
出狱后我去找工作依然是处处碰壁，因为我的犯罪经历，而很多企业都需要无犯罪证明。这不等于再次把我的路堵死了吗？所以我只能私自刻了一个公安局的公章为我自己开一份无犯罪证明。正是这张自己开的无犯罪证明我找到了一家海员培训机构，经过了四个月的培训我拿到了职业资格证书，我成为了一名国际远洋船上的水手。
我背上了行囊，也背负着一身的债务，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因为为了培训海员不仅花光了所有钱和借了不少，同时也因为我结婚了费用都是借来的。
如今回想起来我还是会很兴奋，第一次离开中国，我跟随我的船到世界各地去拉货，去了很多国家，新西兰，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第一次走出国门，我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因为在中国民众所知道的国外大部分是战乱，又或者是反华的，是中国的敌人。而我所去的每一个国家给我的感觉都是特别的好，民众也特别的纯朴和善良，而不像是中共一直给我们宣传的中国强大了，中国人走出去可以昂首挺胸了。
我和几十个国家的民众接触过，也接触过公务员和警察，军人，他们完全没有像中共宣传的那么坏。记得非常清楚，在我航海生涯中我曾经在国外受到过4次日本人的帮助，这里我不详细说明。但是从小到大中共给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日本是世界上最坏的，美国也是，总是企图分裂中国。中共总是给我们灌输一种仇恨思想，从来不提及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西方国家。
当我走出国门我才真正的发现原来中国政府病得不轻，它们把仇恨强加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去了那么多国家我亲身感受到了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多么地幸福，人的身心是多么地放松和自由，因为那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活着，政府能够倾听民众的民意。那时的我就对这样的社会制度充满着期待和向往，因为身为一名中国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思想的解放，而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才是真正需要解放人民思想，走向民主的国家。
所以我在船上辛苦地工作，敬业爱岗，任劳任怨。努力地去做好我的工作，然而事与愿违。因为像我们这些辛苦工作得到的劳动报酬和我们辛勤的付出不成正比，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剥削，直到今日中国船员被剥削的命运一直存在，因为我发现船上有两份合同，在上船之前公司会让每个船员签署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收入是多少，然而上船之后我们又会再次被要求签署一份英文版的合同。中国任何船务公司都一样的做法，包括国企。
由于我不懂英语，直到在船上工作了七个月后，我无意间用翻译软件把英文合同翻译过来，结果我发现原来我的工资是比我签署的合同高出两倍。于是我愤怒了，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份英文版的合同的工资是我们真实的工资。
为什么会有两份合同呢，后来我通过多方了解终于弄清楚了，原来那份合同是为了应付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检查（ITF），来达到欺骗国际社会的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于是我不顾同事的劝阻，毅然选择用法律的途径去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同事告诉我不能告，如果我告了回国之后会被以泄露国家机密抓起来。25年前曾经就有十几个中国船员这样被抓起来，这是ITF检查官告诉我的。还有我的家人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但是我依然不选择妥协，我在巴西跑去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寻求帮助，那里有个叫做魏兴文的外交官接待了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和巴西的ITF检查官取得了联系。但是我也从我们的邮件往来得知我所遭遇的一切剥削不公平的对待都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因为在邮件里检查官明确地告诉魏兴文领事，如果中国政府不允许自由独立的工会存在，那么中国海员的权利永远得不到保障。
最后在检查官的帮助下我成功拿回了应该得到的报酬，而我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所有受到压榨和剥削的海员的维权之路。从那以后我就勇敢地站出来替海员和公司进行抗争，更准确的是在和共产党这个充满剥削和压榨的社会制度抗争。
2020年四月份我第一次学会了翻墙，那时候我在伊朗的一个港口，船上有个缅甸同事教会我怎么翻墙，而那时正好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先爆发新冠肺炎的时候，而我通过翻墙从很多新闻中看到了武汉百姓正在遭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痛苦和灾难，在病毒来临的时候中共政府不是想着怎么去救治那些被感染的患者，而是采用更加残暴更加不人道的严厉管控手段去封锁武汉这座城市，我看到了老百姓家门被政府用电焊死死地焊死，我看到那些因为感染而得不到救治只能等死的同胞，他们发出最后一丝声音向外界求助的那种绝望的眼神深深的牵动着我的心。
中国（共）政府在干嘛呢？在忙着推卸责任，忙着把这次病毒爆发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同时又在忙着向全世界宣传中共的抗疫成功经验，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甚至那些因为感染了肺炎而死亡，其中也包括那些被封死在家里的人。他们因为中共政府的不负责任死了，可是死了居然连一个数字都算不上。
我彻底的愤怒了，我的泪水忍不住，为什么我的国家的政府是如此的残酷如此毫无人性？所以我开始在微信和推特上公开发表帖子，批评中国（共）政府，同时也发表了我对中国这个社会体制的看法和见解，我的微信因为这些被永久关闭。我也才发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因为言论而获罪，被政府扣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无法理解，批评政府怎么就成了犯罪呢？
政府贪污腐败凌驾无法律之上，政府无视人权无视生命，批评政府是为了让政府认识到错误而更好的去改正，如果政府能够认识到错误而改变政策那么会有无数民众可以避免受到伤害，难道这样也是一种犯罪的话，那就说明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一个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能听到歌颂共产党好，这样的国家不是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人间地狱。
所以我更加下定决心要纠正政府的错误，让政府重视人权，也因此我受到中共政府的威胁。我不得已只能在2020年7月份紧急逃出中国，由于我是海员出国手续比较方便，我跟随我的船来到澳大利亚装货，我主动联系澳大利亚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我因为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所以我需要在澳大利亚寻求庇护，我没想到就因为我是“坐船”来的，澳大利亚移民局告诉我，我无法申请保护签证，因为我是“坐船”来的，除非移民部长进行干预取消我的限制，但是这样的机会几乎是零。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澳大利亚拘留中心关押了一年多了。我想重点说说在拘留中心这一年多我内心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我感谢澳洲政府在拘留中心给我提供吃住，我来到澳大利亚给澳洲添麻烦了，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政府能暂时给我一个安身之所，但是我也得吐槽两句澳洲政府，你们的难民保护政策，尤其是这种无限期的关押确实给我们这些寻求庇护者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如今我站在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认真的替你们考虑，我突然很理解澳大利亚政府的难处，因为大量的难民涌入澳洲，还有也滋长了一些人口走私犯罪的歪风邪气，给澳洲经济带去了负担，因为我们在拘留中心的生活对于澳洲政府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
在这一年多我两次接受大纪元的采访，同时也接受台湾自媒体八囧的专访，因此中共政府的公安局对我就更加地痛恨，他们拿我的家人孩子威胁我，让我闭嘴。我绝对不会妥协，如果我妥协了不敢继续发声，那中国14亿人民还要继续承受中国（共）政府独裁暴政给他们带去的伤害，为了我个人的安危和14亿同胞相比我轻如鸿毛。
今天我做了一个这辈子最最重要的决定，我突然不想要逃避了，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去面对中共政府邪恶的挑战。我与其这样没有期限地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那我还不如选择回到中国去接受中共的迫害和监禁，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想告诉澳洲政府，是因为我站在政府的立场理解澳大利亚政府，并不是我不需要保护，如果我写这封信能够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视，恳请澳大利亚政府也理解一下那些和我一样迫切需要保护的难民。给他们一个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权利和一个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我的牺牲能够换来澳洲政府重视难民的政策，给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那对我来说绝对值得，我愿意立刻马上回到中国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地狱去承受我该承担的使命。
中国太需要民主了，中国人民太需要自由和人权了，自由和民主是一种思想的解放，中国人民被共产党那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给彻底的禁锢了思想，思想被禁锢了得不到解放就无法明辨是非。恰恰相反，如果走向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那中国依然还是中国，中国人民会过得更加幸福，中国人民才能有尊严堂堂正正地大声向全世界说出我是中国人，而如今我身为一个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人，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连我想穿什么衣服的权利都没有，因为穿政府不喜欢的衣服也会被抓起来，生活在一个这样暗无天日的国家成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奴隶是我的耻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