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0日讯】中国思想文化史界泰斗余英时的逝世，引发各界追忆。这位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对中共极权专制深恶痛绝。从1989年大陆的学生运动，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总是坚定的发出正义之声，其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称为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现居纽约的前《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与余英时先生有长达三十年的联络，他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回顾了余英时与他在香港相识，及其说过的对一些中国问题的观点。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在民国的大陆度过了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1948年在北京接触了共产主义，却发现这并非自己所向往的自由价值。据报导，当他1949年通过深圳罗湖桥进入香港时，“突然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他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怀，认为传统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可以与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合流。然而，当他1978年在28年后重新踏上大陆故土，却感慨道：“中国比之任何一个外国，给我的感觉都更像是外国。”
他反共立场鲜明，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文明，完全不是。”他曾为大纪元“《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担任评审，并于赛后指出，中共独裁体系“彻头彻尾是由谎言编造出来的世界”，“极权党先用谎言夺权，然后用谎言保权。”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余英时坚决反共，中国大陆在胡锦涛时代亦曾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至今他的一些史学文集仍能在大陆网站上架销售。
金钟从两方面觉得，余英时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一个灯塔似的人物。”第一，是他史学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仍积极关心当代世事，依然与新闻媒体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二，他对一些中共的所谓敏感问题发表意见或批判，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
“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毛时代）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倒退嘛。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
金钟透露，余英时曾感叹，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难看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结束，但他并没有一种沮丧的心情，而是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相信，在今天科技发达、资讯流通的“地球村”，中共作为一个邪恶政权，不可能像唐宋元明清那样，维持一个二三百年的专制红朝。
以下是采访内容整理。
1991年访余英时 谈“六四”后中国演变
梁珍：余英时先生8月初仙游，引起了很多文坛的反响，大家都在回顾这个史学家为国人所带来的震撼。那你也跟他多次交往，能不能讲一下您听到他去世消息时的感受？
金钟：我是8月5号半夜听到余英时教授去世的消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跟他太太陈淑平还通过电话，我说余先生年事又高了，写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以后就不敢多打扰了，她说没关系，你就打这个电话来，很欢迎，还这么讲。所以我就没想到，他突然在8月1日去世了。后来这个消息是台湾中研院发布的，就是已经把后事全部办完了，才由夫人陈淑平来发布这个消息。
我跟余英时的交往，可以回顾到1991年，到现在正好是30年。那时候7月份，他到香港去开会，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嘛，我们做杂志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开放》杂志是以政论为主，而不是小道消息报导为主。每个月我们都会要有一些比较重磅知名的新闻人物来做专门的访问。而且我们访问，像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式的，第一录音，第二很深入。这篇访问出来的都是一问一答的，很长，所以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和局势，以及问题的相当深度的一个层面。
那次来他住在富丽华酒店，我去访问，他也谈论得很多，后来我亲自把它整理发表出来。这篇访问谈到整个尤其是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的局势，中国的演变。
1991年7月，正是一个“苏东波”，就是苏联跟东欧崩溃瓦解，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再过几个月之后，苏联就正式瓦解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为什么苏联现在都来到崩溃的边缘了，局势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而中国发生了那麽大的“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它（中共）现在好像又喘过气来了，又回过神来了？1989、1990、1991，又过了两年了嘛。所以这些问题，就谈得比较多。
这个访问可以说是比较有份量，也做得比较成功。发表了之后，不久有人从左派那边就带着消息告诉我，说中共方面对余英时教授这篇访问很恼怒，很不满意。而且就说要组织国内的学者来批判，但是没有下文。
为什么？因为就在两年前（1989年），我访问过刘晓波。刘晓波到香港来，他提到一个观点，因为他第一次来香港，看到这么一个殖民地，没想到被英国人管理得，弄得这么好，这么现代化，各方面都那麽先进，他佩服得不得了。我就问他，那麽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他说中国至少要三百年殖民地，才可以进步到香港这个地步。因为他这一句话，所以在“六四”的时候，他是被打成“六四”学生运动的黑手，而他的罪状，有一条就是说接受《开放》杂志的访问嘛。
那次访问在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官方出的介绍刘晓波的一本书中，全文收入。因此，大陆（当时）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访问，当然余英时肯定也知道，大部分六四的经过他都非常的关注。所以他在接受我的访问中，最后也弹出这样的话，几乎是跟刘晓波的话有点类似。我就问他，那麽中国未来怎么办啊？他说，看来中国未来还是要分裂。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之间谈的问题就说“分久必合”嘛，两岸分了几十年，现在要统一了。他认为不是，不应该谈这样一个话题，应该还是中国太大了，而且两岸问题合不拢，他说最好还是分了，等于说要把大一统观念丢到一边去。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访问的最后结论，非常有批判性，对中国（共）的统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之前，我似乎跟余英时教授没有什么联络，自从那次访问以后，我们跟他的交往就比较多了，在很多问题上我就会打电话请教他，或者是发传真，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电脑，这是9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也就成为我们的撰稿人，有些出版、杂志方面的事情，我都跟他请教，后来一直都有联络。
年轻时在港读书 指港人抗争源于自由精神
梁珍：大家回顾余英时教授的历程，他除了对六四啊，很多反共的思想之外呢，他也很关心香港跟台湾的局势，他有没有跟你谈到对香港问题的观察？
金钟：有的，我记得我每一次从香港回美国去跟他通电话，他首先就问：香港怎么样？当然香港的新闻很多，他都知道的。尤其是1997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我都去请教他，他也给我们都写过文章。他一直到近几年香港这个“占中”“反送中”这两场运动啊，他是有巨大的热心，热忱的关注，就说香港这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动不动就是100万甚至200万人上街，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他说香港人呢，以前我们都把香港当作一个旅游的圣地呀，购物天堂啊，对不对？好像香港人是个积极动物，不关心政治的，实际上香港人的政治关心度非常之高。1997年之后，香港人政治方面的关心度、思想觉悟的程度都明显地不断在提升。
余英时教授本人跟香港是有缘分的，他是1950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那个时候他刚刚20岁，正是思想、求学方面比较走向成熟。他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一个青年，他在香港大约是最初待了5年，后来他又回来做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的时候又待了几年，所以他一共在香港待了八九年，他对香港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香港求学的那段时间，在新亚书院读书，主要是当时有一个教授、历史学家叫做钱穆，他是在钱穆的关照之下，在香港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因为钱穆跟他父亲以前在大陆是有交往的，他们都是在中国的文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主要就得到钱穆他们这一批师长的教育。然后他就去了美国，去了哈佛大学，那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所以他大约20到24岁吧，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对香港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没有民主，但是有高度的自由，这一点有非常深的领会，所以他就跟我谈到过，为什么香港在主权转移交中共之后，能够表现这么强的一种反抗，独立的精神呢？他认为就是他年青时代在香港体会到，香港人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有了自由的精神。香港今天能够一直抗争下去，尤其是在近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这样一种争取真选举，一个个具体的民主运动，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思想的动力，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的自由精神。这是我听到他这么一个看法。
在海外关心中国发展 敢批判中共邪恶
梁珍：余英时先生也将中共和中国分得很清楚，他的理念是怎么样的？
金钟：是。他过世之后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还是有蛮浓厚的一种中国情结，为什么呢？这跟他的历史学的专业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可以说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他是能够把中国的历史背景，跟现代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现代史联系在一块，来观察、分析中国的演变和发展。
比方说，以前许家屯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的演变，他不说“变”，他说“演进”。本来是“和平演变”，也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关于共产国家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从冷战、苏联、东欧，一直到中国，都希望它们发生一种和平演变。为什么许家屯把这个“演变”改成“演进”呢？光这一个字，他就写过文章，来研究过，他说，这种提法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怯变，中共它就是害怕变，因为一谈到变，它们就说，它们的江山，它们的政权，它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就会受到冲击，就会动摇。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演变、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从1950年离开中国之后，他只回过中国一次，那是文革结束了之后的1978年，他带领美国的一个考察团，他任团长，去大陆访问，就仅仅去过那一次，完全是一种学术性质的。之后，他就不去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我就不会去中国；如果它宣布结束一党专政，我第二天就去。”
毛泽东27年最后的那一场文革，他讲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讲是不能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倒退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最后说，我们不关心、不表态、不表示我们的义愤，那简直好像就不是个人似的。这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遭遇、中国人的命运有一种深切的同情。这个当然跟他在中国，少年、青年时代，待过二十年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梁珍：余英时教授仙逝，在海外都有很多追悼文章，也都在缅怀他的一生。余英时教授敢言，他一生对史学的贡献，大胆揭露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在今天这样的氛围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金钟：这个笼统的当然是不必说了。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灯塔似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学术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对新闻媒体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他在自由亚洲电台还有节目，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有些批判，对一些敏感问题发表意见，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我相信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又倒退嘛。
中共财大气粗管一切 但不会长久
金钟：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统治跟过去不同了，跟毛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不同。他（习的统治）有了两个优势，一个，它有了钱，它这个经济发展了，财大气粗了；第二，它又有了高科技，它把美国的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智慧、知识产权弄过来，包括有些也是不明不白地弄过来之后，来加强它的专政实力。
毛时代他不是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时才八亿，在文革期间。现在都十四亿（人口），快翻了一倍，为什么共产党还可以把这么大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控制到这样？大家都闭口，全中国就好像刘晓波说的：只有一个脑袋。就是它现在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权力，这个很头痛。
余英时也讲过，经常有些大陆的学者来见他，一直到最近几年都有的。出国的很多人都是想见见他，那些学者当着他的面都说“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太死了。它可以在你全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出国、住房各个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甚至你的专业方面，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你不听它的不行。所以余英时保持了消息非常灵通，他对中国这个几十年的发展，尤其中共这七十年的统治，他已经完全成熟、清楚，从香港到美国到台湾，这些演变看得很清楚。
最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共的统战，一些事谁是谁呀，有好多情况他都清楚。他知道中共对海外的统战已经是无孔不入，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恐怕很难看到中国的改变”，就是说很难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结束。因此他对香港的这种抗争精神，是非常的佩服。他说，“如果说所有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像香港人一样，有话就去说，有权利上街就上街，表示我们的这个义愤、抗议，那还是有希望的。”
我在《纽约时报》看到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像唐宋元明清的这种大皇朝。那些大皇朝的统治，都是二三百年的，那么共产党是不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时代呢？就是说它的统治会不会也像那些大帝国，有2、300年那么长时间？他不相信。他说，虽然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哪年哪月它会改变垮台，但是，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封闭的、落后的背景，今天全球化、地球村，科技这样发达，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发展，都是靠加入了世贸，加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才有的这样一个结果。
他有那么深的知识历史研究，观察和判断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局势。我觉得他很有底气，他从来没表示一种很沮丧的心情。当然他也谈到过，中共这种“崛起”也是他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他的意思还是不要失望，尤其是香港人提供的这样一种范例，还是需要去抗争，这一点他是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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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