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对美国社会的衰落表示哀叹。“如今，你的教育水平和政治价值观在决定你的阶级地位方面和你的收入同样重要”。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阶级——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意识形态“正迅速造成鸿沟”。在布鲁克斯看来，美国有麻烦了。
与此同时，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至少这是方子豪的观点，他最近为《南华早报》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值得剖析。他的文章的挑衅性的标题是“中国的成功秘诀：中国比你想像的更致力于包容性”。中国，一个被专制政权严格控制的国家，无法与“包容性”一词联在一起。暴政？是的。种族灭绝？是的。包容性？但是，在方子豪看来，中国的包容制度促使“普通人去努力”。
到底朝什么努力？毕竟，在任何地方，努力奋斗都需要钱。你可以有世界上所有的雄心壮志，但是没有充足的资金，雄心壮志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随着习近平最近宣布消除极端贫困，也许更多的“普通”人现在可以“努力”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也许不能。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权的贫困线标准约为每天2.25美元。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指出，“世界银行认为，对于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每天1.90美元的门槛是合适的。”然而，中国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因此，应采用“每天5.50美元”的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大约80%到9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每天5.50美元，税前为每周38.50美元，每月154美元，税前每年约1,848美元。无论你是碰巧住在深圳还是印第安纳州的南湾（South Bend），年收入1,848美元都不可能让你日子过得太好。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当谈到财富不平等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美国。然而，在中国，“有”和“没有”之间的差距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很多人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在中国，从贫困到中产阶级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主要因为它不存在：如果你出生在贫困中，你将继续生活在贫困中。随着中共政权更加重视加强主要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被抛在了后面。这种治理方法似乎与包容性截然相反。
中国社会的鸿沟
种姓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像印度和尼泊尔这样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分层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姓制度是包容性的对立面，它把社会划分为僵化的等级群体。在中国，也存在一种种姓制度。
正如作者诺亚‧杜威（Noah Dowe）所写的那样，中国高收入者已经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底层的人被（而且继续被）忽视。根据杜威的计算，中国的精英们的“财富增长速度是全国最底层50%人口的3倍”。这就使“工人阶级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直线下降”，另一方面，超级富豪继续“收获现代化的好处”。
这些严重的不平等主要由于中共的户口制度，这种户籍制度被用来控制人民。
从表面上看，户口制度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的权利而建立的。但实际上，它不过是歧视来自某省的人的一种方式。户口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一样，允许当局对人民区别对待。在户口制度下，一个人的地理位置是用来歧视的主要指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碰巧来自中国一个更“受人尊敬的”地区，比如北京或上海，户口制度可能会对你有利。无论一个人从这个制度受益还是受害，它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反包容性的制度。
杜威感叹道，“农村户口的持有者被同胞排斥和歧视。”这些人几乎没有机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从事着可以想像到的“最危险、最苛刻、薪水低的工作”；他们的工种都是“那些有城市户口的人不敢参与的”。城市的“有”和农村的“没有”之间的鸿沟是明显的。由此可见，正因为户口制度，这个鸿沟是人为设计的，而不是系统中的瑕疵。
杜威写道，这个鸿沟使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比自然出生在城市的公民低近40%”。数百万文盲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钱，甚至没有希望。户口制度是残酷的，因为它是不必要的。如果中共政权像方子豪所相信的那样致力于包容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生活如此悲惨呢？
作者简介：
John Mac Ghlionn是一位研究员和散文家。他的作品发表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美国保守党人》（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公共话语》（The Public Discourse）等知名媒体。他还是《硬币电报》（Cointelegraph）的专栏作家。他的推特是：@ghlionn
原文“China’s Brutal Caste System”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