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章诒和跟他的父亲、毛泽东“钦点”的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聊天时，谈到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大右派向达。章伯钧称赞向达是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章诒和来兴趣了，问：“他怎么个高级法？”章伯钧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向达跟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是老乡，湖南湘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三国著名图书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代典籍。1938年秋，向达携带他抄录整理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回国。1939年，先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不久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年9月，北京大学复校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是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第一流学者，译著的论文和专著达100多种，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
1949年中共篡政前后，向达有多种选择的机会，比如，有人邀请他到美国讲学，他婉言谢绝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多次邀请他南下，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批评性言论，使他一度被认为是“民主教授”、“进步教授”，成中共的统战对象之一。中共当政后，向达成了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史学界第一大右派
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北京大学成了重灾区，向达则成了重灾区中的众矢之的。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向达一下子成了全国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轰。
第一个炮轰他的是北京大学副校长、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翦伯赞在长篇发言中，揭露了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他揭发说，向达攻击党的领导，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国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
向达曾提出：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绝大多数搞历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面，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
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达被打成史学界第一大右派，与他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向达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一样，他深爱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曾不远万里跑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梵蒂冈，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写中国近代史料，就抄了20多万字！
他还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带回国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是强烈要求日本赔偿战时中国文化损失的学术界代表之一，专门写过一篇重磅文章《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中华历史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下完成的。他曾写道：“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纪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
他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陈寅恪的好友。陈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1953年，陈寅恪从前的得意门生，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汪篯到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遭陈寅恪痛斥。后陈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态度，其中就有向达。
然而，中共建政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让向达很不理解。他曾发挖苦地说，考古发掘，你怎么区别这一铲挖下去是无产阶级的，那一铲挖下去是资产阶级的？
中共高层决定的右派
尤其令向达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竟然是有人揭发他搞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想当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就提出，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而不应再被视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当局才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没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处于被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湘西土家族人就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作为土家族人的知名人士，向达自然成了家乡人寻求下情上达的对象之一。1956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达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京后，写了一份报告，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达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政协联名发言，认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些言论现在看来仍然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之处。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俩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双双被打成右派。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余庆、夏自强回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宣布给向达定性的批判会之前，他俩到江家，江隆基在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请示后，才在会上宣布。可见，当时将向达定为右派，最终决定权不在北大，而是中共高层。
文革中再次蒙难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劳动改造。对于向达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同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教授回忆：1966年9月27日，中共的“国庆节”快到了，北大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的日子也到了。学校命令他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了。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找监管的医生，医生不给他看病，只给他消炎片。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邓广铭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达因“问题严重”不能回家。
凄风苦雨中离世
再后来，向达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很困难，不得不回家。回家时，他的浮肿已经到腰了。向达夫人送他去校医院。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就骂道：“右派分子”，“反动权威”，不给好好看病，胡乱开了点药，就打发回家了。向达夫人要求住院治疗，这些人不准，还骂人。
从校医院回家后，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夫人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过吧。”燕生是他们的长子，在天津工作。大约两天后，向达含冤去世。
向达去世不久，他留给夫人的书，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不乏善本。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1966年11月30日，曾经名震海内外的一代历史学家向达，在瑟瑟寒风中撒手人寰。
结语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时开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人才云集，英才辈出的学术殿堂。中华民国时代，北大出了不少大师级学者。
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历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北大都是重灾区。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今天，北大事实上已成为中共的党校，“独立之精神”难寻，“自由之思想”难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