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10日讯】2021年的第一天，耿和在她的推文中，公布了她丈夫高智晟先生在山东的姐姐于2020年5月跳河自杀的噩耗。这是中共法西斯在对高智晟及其亲人的迫害记录上新添的一笔血债。
高智晟的姐姐在他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比他年长5岁多。在他婴幼儿时期，白天他常常是被绑在姐姐的背上，让姐姐背着的，因为他们的父母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整天十几个小时就在姐姐的背上度过，姐姐累了就找一个有依靠的地方蹲坐下来，有的时侯，姐弟俩就这样地一起熟睡，直到他们的母亲收工回家后把他从姐姐的背上解开来。可想而知，姐弟俩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在他们幼年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是被“捆绑”在一起的，而六、七岁的姐姐承担了多么沉重的担子。
很可能，被失踪至今的高先生还不知道他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亲爱的姐姐了。在高智晟先生的一生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亲人早逝，他一直铭记在心。本文取材于高智晟先生从未发表的一系列给孩子们的家书《爸爸的故事》，因为笔者非常荣幸地阅读了。
“我常说在我们那里，农村人充其量是活着。— 高智晟”
在他的记忆中最早知道的死亡，是在他刚两岁三个月时，1965年7月，他的叔叔放羊时掉下了乱石头崖，不治身亡，终年只有三十一岁。他记得那天的下午五点左右，一群人是用他母亲拿去的簸箩将他叔叔从崖底抬回家的。他叔叔的头上、脸上、脖子上、肩上和胸脯上全是鲜红的血，双眼紧闭而大张着口，嘴角上往外流血沫。而且，他叔叔的喉咙部位随着呼吸往外喷着一堆血泡，发出很像深度睡眠时的打鼾声，大概是因为喉管也被摔断了。他叔叔家的炕上的席子被卷了起来，上面铺上了一层干黄土，叔叔被抬放在上面。可能是膝髁骨已经摔碎了，往炕上放的时候他叔叔的两腿耷拉着，膝部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可能是没有人认为他的叔叔能够被治好，再说，县医院在十里山路之外的城里，家里也没有治病的钱。到了夜里十点多，他的父亲从叔叔家里跑出来，双手抱头仰天大哭，然后蹲下来继续哭喊。高智晟先生后来感叹道，从他叔叔被抬回家到咽气，“几乎全村的男人，眼睁睁地在五个多小时里束手等待着，那种无助，那种绝望”！那一天的晚上，天上的月亮很亮很亮。这一幕人间悲剧似乎只有天上的月亮知道。
1967年，比他大四岁的二哥高超罹难夭亡了，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哥哥“帅气聪明”。他二哥得病的原因似乎很简单，但后果却是死亡。前一年，他二哥的头上被蚊虫叮咬后起了一个大疙瘩，由于搔痒把皮抓破后造成溃烂发炎成疮。1966年，是毛泽东“十年浩劫”的开始，大多数农村人，平常能够吃饱饭活命就不错了，没有任何营养可言，因此体质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一般都很差。而高智晟一家，父母加上七个孩子，生活极度困难，家中常常毫无分文，给他的二哥看病连想都不去想的。而且，对于农村人来说，小孩头上长疮，一般不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他二哥头上的疮过年后出现了大面积的糜烂，而春天又是规律性的全家吃不饱饭的时期，全家人常常挨饿。他的二哥开始持续的高烧不退，最终导致幼小的二哥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和母亲的绝望和悲痛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对他的孩子们说，那年他才四岁，他的生命当中还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也没有能够在父母丧子的巨痛中分担一点苦楚。到了1968年，5岁的高智晟自己差点儿由于非常严重的拉肚子病重而失去生命，或许是因为他二哥的夭折，他的母亲逼着他的父亲借钱送他去医院看病，幸运的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
“我这个米米妹妹长得非常漂亮，但她却是个很可怜的美丽生命。— 高智晟”
上面说到，高智晟婴幼儿时期的很多白天是在他姐姐的背上度过的，而今姐姐没有了他可能还不知道。还有让他永远无法忘怀和痛心的是从出生到夭折都是他背着的妹妹米米。那是在1971年的冬天，两岁多的米米感冒发烧，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一下，那个“医生”说得玄乎乎的，说她得的是什么“火蛾病”，只有城里的医院才可能有办法治疗。所谓的“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在农村搞“合作医疗”的产物，他们是非正式的医生，很多人仅仅有一点卫生知识，可以看一些常见的小毛病，包括为产妇接生。这个“火蛾病”是啥玩意儿可没有人知道，高智晟长大以后也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名，那一年，他八岁。
他的家里自然是没有钱送米米去城里看“赤脚医生”所说的“大毛病”的，当然，他妹妹的毛病到底是大是小，除了“医生”说的那给个怪病名外，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对于赤贫的农村人来说，生了病常常意味着听天由命。米米开始昏迷了，他的母亲绝望地整夜整夜地哭，他跟着母亲一起流泪，他也看到他的父亲常常悄悄地擦眼泪。有几次半夜里，他的母亲哭着要他的父亲去向神祈祷。那个时候，所谓的神就是一个藏在悬崖岩穴里的十五公分高的木牌位，拜神被发现了会被批斗，而且攀岩祀神本身也可能有生命危险。一天的半夜里，他的妹妹在他母亲的怀抱里停止了呼吸。母亲大声地嚎哭起来，“骤间，全家人哭成了一片”。
妹妹的夭亡，高智晟与全家人一样，感到了悲痛和哀伤。他的二哥早逝时他才四岁，还不太感觉到什么是悲哀，而妹妹的死，八岁的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最重要的是，他和米米妹妹有着“形影不分”的两年多时间。一是他在1969年看到了米米降生的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全过程，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看到婴儿出生全过程的经历；二是在米米活着的两年多的绝大多数的白天里，是在他的背上度过的。他记得，米米“长得非常漂亮”，“她的体温、她的气息、她那只有上下三颗牙齿的咯咯地笑”，甚至那一、二年，他的“背上每天都不计其数的被尿湿，短暂地热乎乎后就会变得水一般的冰凉，尿湿、阴干，再尿湿，再阴干。”一个冬天下来，他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尿骚味，因为那个年头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叫‘老子不死儿不大’。— 高智晟”
1975年5月19日夜里，高智晟的一辈子都盼望着能摆脱苦难与穷困的父亲，最终却被穷困和苦难夺去了生命，终年四十三岁。这对于他一家人来说，是灭顶之灾。其实，巨大的灾难在一年前就降临了。
1974年的下半年，他的父亲由于胃病变得非常严重而不能再下地劳动了。那个时候，他的大哥在定边县砖场打工，他的姐姐“十二岁时就出去伺候别人，不要一分钱工钱，只为吃饭活命”，而他的三哥“整天起早贪黑砍柴禾，以保障家里有火为炊”。因此，他“成了家里负责对外往来的主要角色”。这一年他11岁，刚刚上学了一年（他10岁才上学），可是，由于父亲的病倒，他一下子长大了，“实际上就结束了作为一个孩子的角色”，而上学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有时三五天才能去学校一趟”。当他父亲的病情一危急，他的母亲就让他跑到公社（即镇上）去请中医。在毛泽东时代，习惯上说的公社就是原来的一个自然乡镇，它管辖数十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下面有数个生产队或称生产小队，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化的产物。他的家到公社是十里山路，每次他都一路跑去，找到医生后，替医生背着医药箱和医生一起赶回家里。医生开出中草药处方后，他就拿着处方、背上一些家中的粮食，急忙去城里卖，用卖粮的钱到药店买草药，之后又急忙赶回家给父亲熬药。特别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私人的粮食不允许自由买卖，如果被城里的巡逻队抓住可是要处罚的。
高智晟清晰地记得，炕上躺着的父亲由于常年的卧床，受着病痛、饥饿、恐惧、绝望、寂寞的折磨，脾气变得非常怀。除了他的母亲外，父亲对谁都要骂。他“常常一边挨着骂，一边掉着眼泪煮着药”。他后来在家书中告诉他的孩子们，“流眼泪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替他难过，觉得他太可怜，而我又和他一样的无能为力。他骂人时是咬着牙关的，能感到他的痛苦和吃力的艰难。有时我在咒骂中呜咽着送上熬好的药，真想让他拉住打我一顿，以减轻他的痛苦。”不过，他的父亲是明白人，自从卧病炕上后，再也没有打过他这位孝子。
1975年的新年是他父亲去世前过的最后的一个一直是贫乏的新年，而这个节日又过得特别地悲苦。一是他的大哥和姐姐都没有回家过年；二是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他的父亲告诉家人说他在凌晨做了一个梦， “梦中看到自己已经死亡，并清晰地看到死亡后尸体停放的位置，身上穿的寿衣款式颜色，包括鞋和袜子的颜色，看到了整个丧葬的全过程”。在中国尤其在农村的习俗中，寿衣是人死之前预先订做或购买的一套新衣服，在人濒临死亡时才给穿上。因为他的父亲“是在一种无以遏抑的痛哭中讲述着这个梦，全家痛哭成一片”。然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后来他父亲去世后的所有经过和细节，都与其叙述的梦境相同。比如，他父亲的寿衣是他大哥从数百公里以外做好带回的，竟然与他父亲梦见的一模一样。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年初一的差不多同一时间，人在定边县的大哥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到他的父亲端坐在炕上大笑不止，直笑得脸上的、身上的血和肉全往下掉，很快就掉得只剩下一付白色骷髅。他的大哥将这个梦告诉了身边的三姨妈后，三姨妈才让他知道他的父亲病重了。之后不久，在三姨妈的资助下，他的父亲先到三姨妈家住了一些日子再去绥德二康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结果是癌症。他的父亲带着检查结果回到家，当时的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在之前听说过癌症这个病名，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家里人并没有因为他父亲的检查结果而增加新的不安。
然而，真所谓祸不单行，在父亲离开家去绥德后，高智晟的奶奶突然去世了，一直是孝子的父亲回家后心里非常地悲痛，其病情因此加速了恶化，经常出现危急情况。给父亲看病和照顾父亲仍然是他的事。1975年5月1日让他终生难忘。这一天，天一亮他就跑去公社找医生开药方（医生不愿意再到家里来了）、卖粮和买好药急匆匆赶回家却在村口被邻居告知，他买的草药再也用不上了，因为他的父亲吐血不止，被他的母亲请人抬到县医院去了。这时，他的精神崩溃了，“没有问一句话，慢慢地坐在一个石坎上，脑子里一片茫然，奔走了一年多，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感到乏力。”
他父亲的胃癌已经是晚期了。去医院除了拖欠了一大笔债以及二次从他大哥身上共抽掉了800cc的血给他的父亲输血之外，没有实质性的作用。1975年5月19日早晨，医生要求他的父亲赶紧出院回家。因为“依着当地的习俗，人若在外面咽了气死了，尸体是不能抬回村的”。可是，家里没有钱还清医院的医药费，只好求一位熟人担保才让出院的。他一辈子在黄土地上勤劳努力、试图摆脱贫困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有摆脱贫困。他的爷爷给他的父亲取的名字是“印钱”，十分让人悲哀的是，他的父亲去世后，连棺材也是“在四十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用四十三元钱赊买回来的，这个弱不禁风的穷家的账上又增添了一笔不小的外债。”高智晟后来告诉他的孩子们，“这个苦了一辈子的人终于被下葬入土，终于永远地与这个苦了他一生的世界彻底地隔绝，把所有的苦留给了我们。”
故事写到这里，笔者由衷地抚卷叹息！高智晟律师对被中共统治了七十多年的苦难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人有一种世间任何民族都不可匹敌的能力，那就是拥有贫穷和应对逆境的能力。当然这种真实显明的中国特色却从不被官媒彰扬。”是的，甚至可以说，中共的统治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直要让中国百姓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基础之上的。
高智晟先生在12岁之前的个人和他的一家的悲惨境遇，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终究，信仰神的母亲，将他们侥幸活下来的孩子们抚养成人，并教育他们成为了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人。笔者通过他幼年的故事，再看今天世界知名的他，可以深切感受到，高智晟律师这个参天大树，是根植在中国的贫瘠的赤色土壤之中的。他的使命，是上帝赋予他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生存的土壤。＠
参阅：
（1）《高智晟先生早年的一些故事》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7/22/n13107888.htm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