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语言等同于暴力”，“语言会造成身体伤害”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起源于学术界，并于1980～1990年代在学生活动家和激进教授群中扎根。今天的校园里充斥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垃圾。
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安全空间（safe spaces），语言警察（language police），演讲被取消（speaker shutdowns），哭柜（cry closets），这些在学术界比比皆是的东西等于是暗示学生们需要保护，以避免受到不同见解的“伤害”。这些政策极大程度上损害了学生的性格力量。年轻人被教导：你是如此娇嫩，连言语都可能伤着你。 （注：触发警告指的是警告大学校园内的书籍、课堂、演讲等可能会有冒犯到他人、特别是少数族裔人群、性少数人群等的内容。）
但是这种保护最终会给学生带来智力伤害。当有争议的想法被扼杀时，艰难而又有意义的对话就不会发生。学生就无法接触到新思维方式，而成见则不受挑战。他们失去了培养自己流畅地表达观点和描述细微差别的能力的机会。
将言论等同于暴力不再仅限于校园。它已经蔓延到社会上。上个月，美国书商协会（ABA，the Americ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就因将阿比盖尔‧施里尔（Abigail Shrier）的《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ible Damage）收录在他们7月份的推荐邮寄书箱中而道歉。（注：《不可逆转的伤害》一书反对变性，因此被左派视为歧视。）
在把账户设置为私人模式之前，ABA在推特上悲叹，“这是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违背了ABA的最终政策、价值观、我们所相信和支持的一切。这是不可原谅的。”
当人们把“受伤的感觉”与“身体伤害”视同一律时，言论审查就变得更重要、更紧迫。推崇政治正确的义务警察们就会更加大胆地去完成他们的使命，自以为他们不仅保护精神安全，而且还保护人身安全。
反乌托邦式的后果即将来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它有可能推翻第一修正案。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已经是非法的了。然而对审查制度的支持者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不被言论冒犯的权利也应受到保护。
但“被冒犯”与否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感觉。禁止仇恨言论的努力未能准确界定仇恨言论的范围，充其量只能提供容易被曲解的模糊定义。
虽然我绝不提倡恶意互动，但我坚信，拥有“冒犯他人”的自由对于我们智识体系的进步至关重要。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精彩的新想法出现时，都会引起争议。毕竟，真理并不总是受欢迎。
正如专栏作家塞尔温‧杜克（Selwyn Duke）所说，“一个社会越偏离真理，就越会憎恨那些说真话的人。”
因此，只要有一点点批判的眼光，就能看出“言论等同暴力”是一种真正荒谬的说法，它会摧毁我们的知识构成和自由社会的基础。
因此，随着言论审查向主流社会蔓延，言论自由的拥护者必须反击那种将权力交给意识形态极权主义者的荒谬做法。我们必须反击，捍卫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使我们的自由社会繁荣昌盛。
作者简介：
里基‧施洛特（Rikki Schlott），作家兼学生，居住在纽约市。她是一名年轻的言论自由活动家，其作品从Z世代的独特视角记录了反自由主义的崛起。她还为广播节目《梅根‧凯利秀》（Megyn Kelly Show）工作。她的作品发表在《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Wire）和《保守派评论》（The Conservative Review）等刊物上。
原文：“The Danger of Conflating Speech With Violence”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