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是中国“国宝级”的学术大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
北大图书馆系白化文教授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不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
然而，这位博学多才，对保存中华文脉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不肯同流合污，遭猛烈批判，含恨自杀。
读万卷书
王重民，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为民国高阳籍的“四大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师从国学大师陈垣等，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工作。
王重民曾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过从甚密。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精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服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随着读书日多，他曾立志编一本《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
游学欧美
1934年，王重民被北平图书馆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等国著名图书馆，刻意搜求中国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
1937年4月，王重民在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旅法期间，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和整理了四大文献——敦煌遗书（后集有《伯希和劫经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集》、《补全唐诗》等）、太平天国史料、四部罕见珍本、明清在华天主教教士华文著述（集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等，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
1939年，二战爆发后，王重民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3000多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撰写提要。
在海外13年，王重民对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极大。
临危受命
1947年，王重民回国，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兼职，参与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1948年，中共军队进北平前，他临危受命，担任代馆长。
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王重民在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说：“袁馆长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借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
1952年，王重民离开北图，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的专科主任（后为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五大右派之一
1957年春，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鼓动党外人士“帮党整风”，并信誓旦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王重民不知道其中有诈，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工作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后来又在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提了一些批评、改进意见。
然而，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1957年8月，王重民因跟中共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
文革被关“牛棚”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北京大学成为重灾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王重民也是其中之一。
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王重民的一段遭遇：“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
“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伪书就是伪书
到了1974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批林”，就是批判毛泽东亲自指定的、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后来“叛党叛国”的林彪；“批孔”，就是批判中国历史上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评法批儒”，就是歌颂中国历史上讲究“法、术、势”并用以建立独裁统治的法家，批判讲究“仁、义、礼、智、信”，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在“评法批儒”中，成为广受赞扬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运动期间，有好事者说，福建泉州发现一部李贽的《史纲评要》，并称是“海内孤本”。消息传到文革旗手、毛泽东妻子江青那里，令她兴奋不已，决定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中华书局请一些老先生帮助断句。断来断去，发现这本书的内容与李贽的其他著作相悖，且仅见于《福建通志》的着录，怀疑是一部伪书。
这时，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想起版本学大家、北大教授王重民，让王重民对此书真伪再作“鉴定”。王重民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整理、研究，一直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底线，不明白政客请他“鉴定”的真意。
此前，他对李贽的伪书有过深入的考辨。当这本书摆到他面前时，他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似曾相识”的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确信，这本书就是一部伪书。
这个结论令毛泽东的御用文人大失所望，但是，他们仍不甘心，要王重民继续“研究”，实际是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但王重民“不识时务”，经过几个月研究，找出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这让领导非常生气。据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回忆，北大领导曾指着王重民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悬梁自尽
1975年4月15日，北大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
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重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了”。但是，来人强调，必须作检查，然后愤然离去。
这一夜，王重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他仍像往常一样，对家人说出去散散步。从此，一去不复返。
刘修业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直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中的。”李卓吾就是李贽。
结语
王重民一生深爱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外13年，千方百计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到国外的中华文化瑰宝，最后成为一代文化大家。
但是，中共只需要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不需要文化。知识越多越反动。王重民不堪其辱，最后为中国文化殉道，可悲可叹！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