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4日，民国上海南京路四大华资百货公司之一的永安百货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被卸了下来，装上了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何为“公私合营”？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时的中共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2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公私合营企业最后全都沦为了中共手中的国有企业。可见，所谓“公私合营”说白了其实就是中共对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公开抢劫。
当年“公私合营”明为自愿，实为逼迫，为此私营企业主纷纷跳楼，在中国经济的重镇上海尤为惨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戏称“空降部队”。在此血腥之下，私营企业主漏夜排队，被迫将私产献出。
其实，中共从出世后不久就开始抢劫，一直抢到今天，堪称是全世界最野蛮霸道的强盗党。
早期，除了苏联提供的有限的活动经费，中共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就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访问延安时，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不到200万，每年税赋有限，你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深知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原来，从1927年窜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军粮军饷。这是最重要、最快捷、最现实的经济来源。所谓“土豪”，就是被共产党逼得组织武装保卫本乡本土的大地主。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土豪”通通杀掉，夺取其财富充作军粮军饷。“赤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击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
三年内战，中共用武力打败了国民党，没收了所谓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并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剥夺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私有土地和财产。
1949年中共建制后，迅速将在“解放区”进行的“土改”推向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剥夺了整个地主阶级和富农的全部私有土地和财产。
紧接着之后不久，中共又发起了所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一步剥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私有财产。相差没多时，中共又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刚刚从地主富农那里夺来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至此，昔日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私有财产全部落入了中共手中，成了这个特权集团的私有财产。
中共不仅用暴力抢劫了各个阶层人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巧立名目，榨取和搜刮广大人民创造的财富和血汗。
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由于没有更新的数字，按照中国那几年财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过20％计算，2005年公款出国费用应该超过4000亿元。根据竹立家教授所搜集的官方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务用车400万辆，公交车消费4085亿元。假设2005年公交车消费没有增长与2004年持平还是4085亿元，那么，上述三项费用共计为14085亿元，占了2005年4万亿元财政收入的35%。这就是说，每100元的财政收入中就有35元被用于官员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交车消费。毫不夸张的说，中共政府是当今世界最奢侈铺张的政府。
独立学者胡平说的透彻：“中共先是打着共产的名义剥夺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化私为公，然后再打着改革的名义将本属于公众的财产划入自家人名下，化公为私，天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中共一党全干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但中国老百姓为何却一直没过上他们梦想的富裕生活？其实原因很简单，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都被中共这个强盗党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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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