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征服吐蕃、大理和南宋王朝的忽必烈，真正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统一后的元朝疆域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全国的大一统，不仅带给老百姓安定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当时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涌入内地，与汉人混居，也有汉人搬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帝国，忽必烈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法，发展农业、制定行钞法、加强水利交通等等。
劝农桑有成效
农桑，历来是国家的根本，历朝历代的明君都非常重视，进入中原并一统天下的忽必烈也不例外。通晓汉俗的他进一步改变了蒙古人“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的习俗，转而劝农桑、重视农业发展。他在即大汗位之初，首先昭告天下的就是“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为此他采取了若干举措。
一、设劝农机构。劝农官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期，忽必烈在未即汗位前就已经开始重视农业。1251年，忽必烈接受谋臣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和副使，“流民复业”，“不期月，户增十倍”。1253年，他派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1254年，他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
1260年，忽必烈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次年，设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劝农使。1270年，接受左丞相张文谦“王政宜以农桑为本”的建议，立司农司，张文谦为卿，专掌农桑水利，并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察举勤惰”。同年底，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忽必烈还命令各州县长官将劝农事的成果在每年年终上报给司农司户部，作为赏罚的一个依据。
1281年，大司农司改为农政院，两年后又更名为务农司，不久又改为司农寺。过了三年，又复立大司农司。1289年，为扩大棉花种植，设立木棉提举司。
劝农使和司农司的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即“务要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木棉提举司的职责是在北方小麦区推广种植木棉，改进纺织技术。在忽必烈和以后的元朝皇帝多次诏谕司农司等劝课农桑，足见对农桑的重视。
二、多次发布农桑令，对农桑种植提出指导意见。如1270年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规定“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
三、立社劝农桑，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忽必烈时期，在乡间，实行五十家立一农社的办法，选择年长通晓农事者为社长，敦促乡民发展农业水利、推崇孝悌、开设私塾等。而按察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并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如1278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发布《劝农文》，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
1273年，司农司官员奉忽必烈命，参考古今所有农家之书，编辑了《农桑辑要》七卷，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希望民众崇本抑末。1279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访书内采择到树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1286年六月“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此后大约每隔五六年就颁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后印刷颁布总数约在两万部左右。《元史》认为忽必烈此举“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四、禁止占农田为牧地，禁止损害庄稼。蒙古人传统上以放牧为生，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贵族和军队占据了大量农田专门用于放牧马匹等牲畜，因此，忽必烈在即大汗位后多次明令禁止，并将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此外，忽必烈还鼓励蒙古人从事农耕，鼓励开荒。
在劝农桑的同时，水利兴建也得到了重视。1261年在河南开凿广济渠，可灌溉民田三千多顷。翌年，又任命懂水利的郭守敬负责诸路河渠。
忽必烈关心民生、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十年后就取得了显着成效。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民间开辟农田较以往增加了数倍，“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而且“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安定。
由于农桑的发展，忽必烈时人户大增，明初史臣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理税赋增加收入
税赋收入对于任何政权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任用汉人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王文统颇有才智。益都世侯李璮很赏识他，让自己的儿子彦简拜他为师，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足智多谋的王文统帮助李璮从南宋军队手中夺取了久攻不下的涟水和海州（今江苏涟水和连云港），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在理财方面也很有才能的王文统在刘秉忠等的推荐下入职中书省，负责日常政务和财政，“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都由他决断。
王文统首先整顿户籍，对汉地人口进行分类，然后确定各自需要承担的朝廷税赋和徭役。如此整顿，初步改变了蒙古时期户籍归属和税赋徭役混乱的情况，增加了朝廷的收入。
其次是调整盐税收入。在忽必烈“严禁制造和贩卖私盐、私酒醋及曲货等”的禁令下，王文统将专营食盐的价格由每引（注：古代商人运销货物所规定的重量单位）白银十两减至七两，这有利于官府向盐商批发和推销行盐盐引，进而增加朝廷收入。此外，还加强了对各地经营食盐的管理。盐税收入是大元王朝一项重要且稳定的财政收入。
三是诏行中书省，造中统宝钞，简称中统钞，面值分为十等，在颍州、涟水、光化军设立交易市场。
钞是元代通用纸币的简称。元之前的宋、金虽都发行纸币，但都与铜钱并用。金朝末年因滥发纸币造成贬值，民间逐渐以银论价、市易，银与丝成为实际上的主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窝阔台时期曾下令发行交钞，但当时各路地方政府为了方便贸易和筹集经费，也各自印发纸币在本地使用，因此造成某些混乱和不便。
中统钞以银为本位，法定比价钞一贯同白银一两。中统钞不限年月、不限地点在全国始终通行，同时，实行纯纸币制，禁止金银和铜钱流通。民间交纳赋税都用宝钞，并严令诸路原行旧钞限期由原发官司尽数收换，不再使用，规定一切支付以及各种赋税一概用钞。1287年，为整顿财政金融，又发行至元金钞。两者并行流通，一直到元朝灭亡。
中统钞的广泛流通和钞值物价的平稳，对于百姓的生活和贸易都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
王文统的理财政策实行一年后，就有了成效，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当燕京的财富运到上都时，忽必烈亲自前往查看，还非常高兴地说“自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王文统之才干由此可见。
同样被忽必烈重用的色目人赛典赤于1261年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与王文统一起统理财政，曾兼理发行中统交钞，以清廉闻名。1274年成为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尽职尽责。
兴水利开运河 郭守敬建功
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意识到南北水运交通十分重要。1262年在丞相张文谦的推荐下，他召见了郭守敬。
1231年出生的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就自制竹制浑仪进行天文观测。因郭荣与刘秉忠交好，便将少年郭守敬送到因居父丧、在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读书的刘秉忠门下学习，郭守敬从其那里受益匪浅。当时从学的人还有张文谦。
刘秉忠服丧期满后，又被忽必烈征召，他就让郭守敬跟随张文谦。其后，张文谦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受命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带）等地任宣抚司的长官，郭守敬也与张文谦一同前往。所到之处，郭守敬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
1262年，郭守敬在开平府受到忽必烈的召见。郭守敬面陈关于水利的建议六条，如由中都至通州之旧漕河，引玉泉水可通舟楫，设置漕运，每岁可节省雇车钱六万缗等等。忽必烈悉数采纳，并说“办事的人都像这样，那就没有白吃俸禄的了”。随即任命他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1263年，朝廷加授郭守敬银符，使任副河渠使。一年后，修复疏浚河西的唐来、汉延二渠，灌溉田地近十万顷。
1265年，郭守敬受命为都水少监，他向忽必烈建议疏通燕京之西的金口河道等，忽必烈深以为然，都同意了。1275年，伯颜南征时，打算建立水运站，命郭守敬视察河北、山东一带可通舟行船的地方，绘图奏报。
1291年，60岁的郭守敬又被忽必烈找去询问大都漕运水道，即疏通大运河，将南方物资调到大都来接济北方之事。郭守敬经过实地勘察后，提出了许多建议。忽必烈欣喜之余，特别重置都水监，由郭守敬任领都水监事一职。
第二年，疏通运河工程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现场，听郭守敬指挥，这虽然是象征性举动，但却反映了忽必烈的重视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
在郭守敬的督导下，开辟了大都的白浮堰，开凿了由通州到大都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总长164里。他不仅根据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问题，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1293年七月，通惠河修建工程完成。通惠河的开辟，使南北运河全面开通，而江淮漕运可直达大都。以往，通州至大都需要陆运官粮，每岁若干万石，秋季多雨，运粮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新河道开通后，就不再需要陆运官粮了。此外，亦加强了南北方的交流。
当年，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见其上“舳舻敝 （蔽）水”，大悦，亲自题名为“通惠河”，并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命他仍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
此后，郭守敬又建议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坝河相接，且设闸于丽正门西，使船只能环城往来通行，但这一规划未能实现。
通海运解决大问题
除了开通南北运河外，海运在忽必烈时期也正式成为国家的漕运航路。主要原因是大都人口暴涨，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而元朝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大运河开通，可使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达到二三百万石，但仍无法满足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议冒险走海路。忽必烈权衡之下，选中了罗壁、朱清、张瑄三人在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位曾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区）人，先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后来二人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
三人受命后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60艘，又招募了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五口计算发放口粮。
1283年，三人开启了海上冒险之旅。船队载着四万多石粮食从平江（今江苏省昆山市）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经（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今连云港市南海洲镇），历山东胶州、成山，水程共计13050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今天津地区）靠岸。一年后这批粮食运抵大都。这次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此后，罗、朱、张三人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十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的统计显示，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罗壁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嘉奖：任命其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朱、张二人也因开创元代海运而载入史册。朱清还置办大批海船，与多国进行贸易，令刘家港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他因此也积累了大量财富。
1287年，忽必烈下诏设立行泉州司，专掌海运。
确定历法《授时历》
早在忽必烈即汗位之初，刘秉忠就建议修正历法，因为辽、金所使用的《大明历》已经有二百余年。但没等到未付诸实行，刘秉忠就于1274年去世了。直到南宋平定，天下一统，忽必烈想起了刘秉忠之言，才将目光投注到修改历法之事上。他下诏设太史局，命时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与王恂领导南北天文官员分头观测，命张文谦与枢密使张易汇总数据呈报，左丞相许衡总负责。
郭守敬认为确定历法的基础在于观测，而观测首先要有仪表，因此制作了一系列天文仪器，计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用以观测天体运行、经纬度和日月食，还制作了《仰规覆矩图》、《异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图与仪表互为参考。
1279年，太史局改为太史院，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这一年，郭守敬进呈所制仪表，并向忽必烈详加解说，建议在广大的疆域内设多个点进行观测。忽必烈同意。随即，在郭守敬的统筹下，设监候官14人，分道至各地进行天文观测，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越朱崖，北至铁勒，四海之内设立观测点共27处，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在观测的基础上，1280年，《授时历》完成，制历工作结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精良的历法。
一年后，王恂去世，郭守敬承担太史院的全部工作，同时陆续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种著作。1286年，郭守敬升任太史令，后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86岁。
参考资料：
《元史》
《忽必烈传》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元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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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