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02日讯】
（编者按：中共借百年党庆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再次操控媒体与舆论，吹捧其“伟、光、正”，搞全民洗脑。本系列文章通过不同角度回顾中共的百年暴行、谎言及反人类历史。）
中共在经济方面靠一系列谎言左右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认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结果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本文从几个最大的谎言入手，为读者们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不是硬道理
过去几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经济政策谎言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 只是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目的。所以，发展只有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才是正当的。
谈到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如果经济发展只能满足各级政府和统治集团的需要，而大多数民众受益相对很少，这样的发展就背离了社会公正；而如此的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对多数民众来说，就是一种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曾开展过“什么是生产目的”之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钢产量、石油产量）。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等到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就悄然中止了。
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不管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变得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中共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引导着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汇，出口了大量农产品，代价是更多农民饿死。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大多数国民如何从发展中获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
二、贪官为何层出不穷？
中共的第二个经济方面的谎言是，贪官只是个人行为，中共的制度总是好的。事实上，中共改革中出现的腐败，是从高层亲属到各级机构全面腐烂的必然结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贪官，而看不到整个中共制度的腐败糜烂，就看不到腐败的真正温床。
共产党建立政权是为了得到现实利益，为了各级官员们有不受挑战的权力和特权享受。改革之前，官员们的以权谋私主要表现为按级别分配特权，从三年大饥荒时食品的分级别特供，到住房的按级别无偿供给，医疗的按级别服务，再到私生活上以权谋性、淫乱不究，都受到共产党制度的保障。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淫乱已多少为人所知，其实，各级官员也同样效仿。我在安徽插队期间1973年到巢县开会，就偶然看见巢湖军分区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轻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权力让他肆无忌惮到连房门都不关。民众对制度型腐败往往只从贪官的个案去认识，而制度化的腐败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后更是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
改革中，从中央政府到县级政府，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架构依旧运转，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彻底取消或否定过，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个人的行为目标在改革中表现为“创收”或“捞钱第一”。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同时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公务员，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像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党政机关为了谋利，不但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而在这种出于官员私利的干预背后，以权谋财就成了常态，少数正派一些的官员若置身事外，反而会成为其他官员发财途中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便。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北京的干部子弟带头，倒卖计划分配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物资高价出卖，从中赚差价，或倒卖汽车或家用电器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往往被称为“捞第一桶金”，极少受惩处。90年代初期，通过贿赂批地盖房，再倒手发财，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风。接下来，通过为外国金融企业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纪开始，官场上的受贿卖官更是给大批官员带来了坐地发横财的良机，郭伯雄、徐才厚只是两个后来被揪出来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
中共改革以后的第三个政策谎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已四十余年，富起来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团和依靠他们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数文化精英之外，还有一部分家有父辈单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产价格暴涨而获利。当然，后一种与前一种相比，只不过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则是迅速暴富。
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毛时代的制度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变成了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着“下等国民”的苦楚。他们为了改善经济处境，一代又一代进城打工。中共统治之前，农民进城没有户籍限制，务工时与城市务工者也没有户籍差异，租一个住处，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进学校念书，一两代之后他们就自然成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农村居民仅仅因为中共的歧视性户籍限制，在城里如果不能买房，就永远是“农民工”，没有长久的医保、社保，子女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学、高考。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半辈子，最后仍然得回到农村养老。
虽然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曾经比较快，经济果实的“饼”也足够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权贵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进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农村居民却依然相对贫困。若没有那一亿多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近6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5,163元，人均日消费是41元（相当于6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5.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数亿农村居民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上下。很显然，这个事实表明，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谎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体现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而农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则几乎永远没有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长期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农民并非唯一未能从改革开放中翻身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上亿城市贫民，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的主体是90年代的下岗工人。
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相对贫困的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四、国企“改制”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个政策谎言是国企“改制”。1997年中共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盗铃，拒不承认它20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国企“改制”，至于改为谁所有，则故意避而不谈。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强制推行中小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经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业公有制完全失败了，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国企贷款属于坏帐；1996年银行系统的国企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国企私有化，把几十万家国有工商企业里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
由于中共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所谓的“改制”，就是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他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收购企业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许国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发现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他们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1996年全国工业国企为11万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国企。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它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过去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也是个巨大的谎言。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各级政府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共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结果，几千万原国企职工就这样沦落到城市贫民的状态，生存艰难，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无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国模式真相：寅吃卯粮，国债民偿
中共现在大肆吹嘘其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本文要讲的第五个谎言。不知就里的民众很容易被城市建设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表面繁华所迷惑，以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实，那是中国经济寅吃卯粮的结果，后患无穷。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将留下什么？那就是巨额的债务和越来越严重的内在困境。
由于中共的经济发展只让少部分人大大获益，这种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费十分拮据，整个经济就必得另外寻找一个拉动力来支撑。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共从一度依赖国际市场，到完全依靠房地产和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依靠卖地收入维持地方财政，这条路现在也走到头了。
在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情况下，中共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经济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关系方面仍然期待美国能取消进口关税，让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车”的原因。但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共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未来。
出口“快车”没有了，房地产泡沫又越来越危险，中共正不断用高利息借外债，来进口维持经济所必须的粮食、石油、铁矿石和芯片。这就是在国际金融方面寅吃卯粮的的表现。在国内，中共财政部不久前承认，“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累计46.6万亿元，占GDP的46%”。这还没包括地方发现的许多城建债券和中央政策性银行发债的数量。可以说，各级财政的寅吃卯粮也快到了背不动的时候了。
本来，地方政府大手笔发行债券，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指望用卖地收入偿还，现在这种国内寅吃卯粮的途径又因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源而被切断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财政宣布，今后地方卖地收入转归中央，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为了活下去，地方财政将会加快开征房产税，由此便击破房地产泡沫，有房族将掏出大笔资金来为当局的寅吃卯粮还债。
现在中国的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现在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作者程晓农是中国经济学家、旅美学者，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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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