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星期，香港《苹果日报》由光辉一时走到告别大家的一刻。
上星期四（17日），特区政府出动五百警力，搜查《苹果》办公室，拘捕五名主管，更冻结该报三间相关公司的资金。警方其后控告其中两名主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国安法官拒绝保释，警方又通告七间银行不得处理三间相关公司的账户，资金冻结下，千多名员工将不能获发薪金，《苹果》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苹果》的不幸遭遇，见证香港法律制度的不堪。被告人未被定罪，甚至仍未正式审讯，已开始承受罪犯般的惩罚，两名主管失去自由，报馆运作瘫痪，一间经营二十六年、网上付费订户达六十万的传媒机构，被迫走上绝路。
据警方解释，两名《苹果》主管及三间相关公司的控罪，都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原因是二〇一九年起刊登数十篇文章，为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提供了口实。
指控非常严重，究竟哪些文章哪些内容犯禁，警方并未公布，唯一清楚的是，原来警方所指的串谋，不是传媒主管与外国机构之间的串谋，而是传媒同事之间的串谋，而所谓勾结，也无须有特定的勾结对象和接触，看来只要表达制裁的想法，即可起诉。
《港区国安法》说好的保护人权到了哪里？该法第四条规定，当局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即根据《基本法》和两条人权公约保护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等等。当局是否要说明一下，究竟警方用作检控根据的数十篇文章，跟该受保护的文章如何区别？单凭报道或评论文章的内容即可以言入罪，又如何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这些法理大问题，也许终有一天通过控辩双方对簿公堂，再由法庭定夺。不过，在遥远的审判日子还未到来，甚至警方尚未列出《苹果》的“犯罪事实”之前，执法行动已令《苹果》人财两空而失去营运能力，正面临倒闭的危机。
例如，尽管《国安法》第三十一条本已规定，商业机构若裁定罪犯国安法，才可下令暂停运作，第三十二条又规定，机构裁定有罪后，其犯罪所得的收益及报酬，以至有意用于犯罪的资金，当局才能没收。但另一方面，随后的第四十三条授权警方处理国安案件时，可冻结以至充公意图用于犯罪的财产，或因犯罪所得的收益。警方今次看来是根据此条，只要咬定《苹果》是犯罪集团，便有责任确保《苹果》不能运用手上资源继续犯法，因此在法庭未有裁决之前，即可行使权力，冻结其资产。
问题出于第四十三条所谓“犯罪”是究何所指。该条准许警方调查国安案件时，冻结有意用于犯罪或因犯罪（不是怀疑犯罪）所得的资产。关键是，法庭定罪前，警方只能怀疑调查对象犯罪，怎可确知谁是罪犯，从而冻结其资产？若说警方可以把怀疑当作真实，无疑是正面冲击常识，一是执法者可以判人有罪，先将疑犯当罪犯，二是把无罪假定变成有罪假定，直至法庭最后判定无罪释放，才能还你清白，否则都是戴罪之躯，因此接受当局施加的种种约束，如不能动用公司的资金，虽然不叫刑罚，实际上与被定罪者相去不远。
除了财政命脉遭冻结，法庭对保释国安疑犯有极高门槛，两名主管一旦被控国安罪名，也等于立即解除职务，因为提堂后都要还柙候审。例如《苹果》行政总裁张剑虹提出多项保释条件，包括现金担保、人事担保、定期报到、指定住址、辞去现行职位、不再参与任何媒体工作、不发文章、不接受访谈、不联系外国政客等等，依然无法令国安法官满意，也无法知道再加哪些条件，才能保释外出。换言之，未开审先坐牢已成常规。
资金给截断，主管给扣押，《苹果》不满意的话可以入禀司法复核，看看法庭是否受理。但即使受理，相信未到开审之日，《苹果》已经奄奄一息。可见，一次执法行动足可摧毁一间法律上清白的商业机构，真要问：法律制度应有的程序公义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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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