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继在青海考察时提出“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的要求，并要求中共党员莫要忘记入党时做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后，又于6月18日亲率中共政治局委员等几十名高官，前往历史展览馆，重温入党誓词。19日，中纪委监察网站头条发文：《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
诡异的是，文章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讲述1931年背叛中共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讲述他给中共带来的重创以及中共将其开除出党并“号召与其斗争”的文件，讲述其在狱中惨死。之后，以这个反面教材告诉中共高官，或者已经外逃的高官，千万不要背叛中共，否则下场很惨。笔者非常想知道，中共高官们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何感触，难道真的会被吓住，再不生异心吗？显然未必。
不过，借着中共自爆其丑，笔者也凑个热闹，说说曾经背叛中共的三名高官带给中共怎样的重创。
顾顺章背叛 周恩来差点被捕
早年顾顺章曾加入青帮，参加过工人运动，后加入中共，1926年和陈赓等人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间谍技术。回国后，担任工人稽查队队长。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后，他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负责中共地下活动。
顾为人狡猾多智、沉默寡言、但比较精明能干，曾杀死过许多叛离中共的人员，声名远扬。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后在一次表演时被国民党识破，被捕。他在被捕后，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十多人被捕被杀。随后在要求面见蒋介石后，又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包括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也差点被俘，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因顾顺章被杀的中共领导人有恽代英、蔡和森、盛忠亮、黄文杰，其他领导人王明、康生、博古、张闻天、陈云、陈赓等也被追杀，或逃往莫斯科，或逃往中共苏区。
无疑，顾顺章的背叛给中共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为此发出了通缉令，并在几个月后，由周恩来主使，亲自指挥对顾顺章进行报复，其家人及当时在顾家的人员共十多人都被中共特科红队人员杀死，其中包括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而前前后后被中共杀死的顾顺章的家人、亲友和相关人员共三十多人。后因参与暗杀的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抓，供出了埋尸地点，并带租界人员和警察去掘尸，遂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而中共的罪行曝光后，也让许多上海市民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
立下大功的顾顺章其后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编写教科书《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应对中共。1933年，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与中共说其死于监狱不同，关于顾顺章的真正死因，并没有定论。1934年，顾顺章失踪，随后确认被杀，至于死因有说法指其私下抱怨国民党比共产党还坏，欲成立“新共产党”，被手下告密，顾欲利用戴笠抗衡徐恩曾，结果再次被告密，所以被杀。徐恩曾是国民党中统局长。
另据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写到，顾顺章“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即因与中共联络被杀。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中共所言的顾顺章在监狱中被处死，也说的通，但内幕应该是因为其再次背叛国民党，而非因为背叛中共。
顾顺章虽然死了，但其给中共的重创迄今中共都没有忘记，否则又如何将其作为叛党的典型？！
反共元老叶青 直击中共要害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一个大名叫任卓宣，笔名为叶青的，当下的中国人估计很多人并不知晓。他戏剧性的人生在于：早年加入中共，后背叛中共，加入国民党，并在台湾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反共”，撰写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
任卓宣，189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中学毕业后受陈独秀《新青年》等影响，思想趋于激进，其后去法国留学。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5年，中共秘密成立了旅欧支部，任卓宣任支部书记，支部机关驻法国巴黎。其后，因任卓宣组织领导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而被法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期间，自幼勤于读书的任卓宣，因有着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所以在极短时间内掌握了马列理论，并成为中共旅莫支部三个负责人之一。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中共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国民党“清共”。冬天，任卓宣在长沙一带举行武装暴动被国民政府军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枪决时，任卓宣连续两次都未被击中要害，后被专剥死人衣服的“剥衣人”所救。得到消息的表妹将其送到湘雅医院，任卓宣得以死里逃生。
在医院期间，任卓宣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继续任当地的负责人，领导湖南一带的暴动。之后，他再次被国民党逮捕。这一次，他彻底脱离了中共。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
随后，任卓宣在左国雍的推荐下，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
任卓宣的背叛让中共难以置信，并给陈独秀、周恩来等人以沉重打击。据《郑超麟回忆录》记载，当湖南的报告交到中共中央时，很多人都不愿相信。如陈独秀就非常气愤并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也是，以任卓宣过往的经历、言论、表现，确实不同于其他背叛中共之人，如顾顺章。
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发出的《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中，称“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在吴福辉的《沙汀传》一书“辛垦书店”一节中，关于任卓宣脱离中共后的生活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据披露，在给国民党做了一阵教官后，任卓宣回到四川，给正在主持四川大学的张澜做秘书。1930年，受邀前往上海红色书店辛垦书店工作，而这份工作似乎也得到了中共的批准，这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共并未对其赶尽杀绝，而是希望他重新回来。
任卓宣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并与辛垦书店同事讲述了自己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历，言谈中有埋怨中共之意。他还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既不靠中共也不靠国民党的叶青，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并很快名声鹊起。
1936年中共暗中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叛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在叶青看来，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民党国军。于是叶青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而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中共，因为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
深谙中共伎俩的叶青的建议，让中共和左翼阵营大为光火，称之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中共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却先后接见了叶青，对其赞赏有加。叶青多年后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的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据大陆《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8期文章《叶青：刑场上两枪未死 中共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一文披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约在1939年前后，叶青重新加入国民党。彼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叶青遂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其理论为核心的。
在《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中，叶青解释了自己转向的原因：“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的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随后，叶青发表了系列文章批判中共。
1940年，叶青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到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赞赏。1942年，叶青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称赞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了“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除此而外，叶青还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
1949年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代理部长。叶青奔波于西南，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并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以鼓舞国民党士气。
无疑，中共对于切中其要害的叶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对叶青之论加以反驳，但其反驳之语在后来证明都是谎言。
晚年叶青在《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回顾了其人生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的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
基于此，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的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也就是说，叶青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共的问题后，才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共之路，并终身反共，因此被称为“反共元老”、“反共专家”和“反共教父”。
他还在《我反共经验的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的叶青，某种意义上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尽管中共官媒对其大加鞭挞，但如此叶青还是让中共怕了几十年。
俞强声叛逃 潜伏美国最高级别间谍自杀
1985年，中共国家安全部司长俞强声、也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哥哥投奔美国，其给中共造成的最大重创是，中共潜伏在美国中情局四十多年的最高级别间谍金无怠被逮捕。虽然中共对此极力否认，但2015年美国之音卫视播出的解密时刻抛出的美国秘档，证实了金无怠确是中共高级间谍等五件事。
金无怠1922年出生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8年开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被周恩来收为中共间谍，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长达37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部前负责人。他曾将美国很多最高保密等级的文件偷拍成微型胶卷秘密交给中国，直到金退休四年后，才被逮捕。
金无怠被捕后，于1986年2月被陪审团裁定其所有17项罪名成立，包括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并定于当年3月4日判刑。其后，金无怠呼吁中共像美国与前苏联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回到中国，并拟派自己的妻子前往中国找邓小平疏通。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我们同那个人没有关系。”不久后，金无怠自杀。
根据美国的解密档案，通过俞强声提供的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逐渐拼出了金无怠的活动轨迹，特别是发现了其几次前往香港和中国大陆会见中共高级特工的秘密。为了获得最为有效的证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进行了成功的讯问，金无怠承认其为红色间谍，而美国当局亦从其日记等几大箱证物中发现了诸多证据，比如从中共收取的报酬等。
此外，解密档案还显示，金无怠出卖了美国安插在大陆的线人，导致他们被捕。至于其自杀也存在疑点。金无怠自杀前会见的最后一名访客，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报纸《中报》的记者，其被怀疑是其自杀的推手，因为“除非有人暗示他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做”。
金无怠之死，给中共的打击显然不小，而对于叛逃者俞强声也是恨之入骨，曾派国安杀手对其进行暗杀。尽管中共称已将其杀死，但解密档案显示，俞强声应该更换了身份，还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而日前美媒披露的中共史上最高级别叛逃者，据悉已与美国国防情报局合作了3个月，并向美方透露了关于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和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等情报，其又将给中共带来怎样的重创呢？是否会远超其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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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