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认为，拜登呼吁重新审视病毒出自武汉实验室的证据和情报，可能会给中国许多有良知的科学家带来道德上的勇气，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即使冒着激怒北京的风险。
但是我认为，即使一些中国科学家在中共严密控制下依然保有良知和道德勇气，但要让他们站出来说出此次新冠疫情的真相，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是，他们已经深陷中共体制性隐瞒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疫情爆发初始到溯源调查，中国政府的习惯性撒谎、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已经公开曝露在全世界面前。新冠疫情早在2019年年底爆发，但三个星期后疫情已经严重到掩盖不住的程度，才承认病毒爆发会人传人，但是病毒已在全世界迅速扩散。到了溯源调查阶段，中国政府拒绝向世卫调查团提供原始数据，阻挠记者调查发现病毒的蝙蝠洞，嫁祸于美国军人代表团和马里兰实验室，咒骂不配合中共的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塞和美国传染学家福奇等。中共的这一整套反应，显示出中共体制性隐瞒的基本特征。
即便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核心人物石正丽有良知有道德勇气，但也难以打破中国体制性隐瞒的桎梏。她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屡次表示，她个人明确表示欢迎世卫专家来武汉病毒所调查和访问，让专家们查看实验室数据和记录等。她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表示，“我个人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基于公开、透明、信任、可靠和合理的对话方式。但是具体方案应该不是我能决定的。”BBC随后接到来自武汉病毒所宣传办的电话，称石正丽的表态不能算数，她的回答也未获该机构批准。
石正丽当然知道，在调查病毒所的问题上，她做不了主。她这么说，相信是为了获得外界的信任。但她感到很委屈，抱怨自己是一个无辜的科学家，却被持续泼脏水。据石正丽的美国同行说，她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具有严谨的职业道德。很不幸，她被顶在这次溯源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她会叛逃，她回应道，她不会叛逃不会背叛祖国。她断言，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绝对不是从武毒所泄露出来的。她用生命担保，病毒与实验室没有关系，还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在这次病毒溯源事件中，支持体制性隐瞒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就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习近平在去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既是警告也是激励。这个说法据说在这次疫情中，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特别流行。无怪乎有分析称，“当谈到国家利益和普遍的学术规则时，中国科学家表现出了他们的团结和力量”（《澎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一说的来龙去脉）。石正丽不是中共党员，但誓言献身科学、报效祖国。所以，当美国《科学》杂志网站2020年7月24日采访石正丽时问到，“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您是否接到销毁某些病毒的指示？答：“没有”。这种回答一点也不奇怪。
至于石正丽是不是一个被“持续泼脏水”的“无辜”的科学家，相信仔细消化她披露的种种信息，人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据BBC和《纽约时报》报道，一个事件非常值得关注：2012年，云南通关铜矿工人身处一个满是蝙蝠的矿洞后，患严重呼吸道疾病而死亡；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石正丽团队多次去通关矿洞对蝙蝠进行取样，他们在那儿检测出293种冠状病毒。石正丽对病毒源于实验室之说郑重否认，但其中有几点难以自圆其说：1）她说，她的实验室没有在矿工样本中检测到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2）她的团队把这些冠状病毒带回武汉安全级别不够高的实验室研究，是因为没有发现这些病毒可以传染人；3）她承认一些实验室不够安全，却断然否定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有批评者认为，石正丽显然隐瞒了什么。
应当说，查找病毒来源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开所有原始数据，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独立的全面的科学调查，这种调查应当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界，超越所有牵涉其中的中外科学家的利益。但对石正丽而言，在科学家的良知和祖国的声誉之间，哪个轻哪个重，她显然做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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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