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常常忽视中国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经济制度所隐藏的弱点。确实，记者和评论员们经常令人沮丧地将这些弱点描述为优势。他们会怀着惊叹的心情描写中共的宏伟工程——例如，几英里长的高铁，为宣传目的而摆出的整齐的阅兵方阵或闪亮的火车头，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就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一排排高层公寓楼和地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观察家们将这些庞大的建筑工程与美国看似混乱和没有重点的市场制度相比较，要么建议美国模仿中共的做法，要么恐惧地预测，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最终会取得胜利。
事实是，中共的宏大工程，尽管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揭示了中央集权经济制度走向失败和浪费的大趋势，它们更预示着这个制度的最终失败，而不是胜利。
这种对中共的恭维和恐惧的报导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种制度而言这种情况以前就发生，而关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命运，历史总是告诉我们与记者们不同的故事，两个突出的例子就够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来自欧美的记者和评论员，虽然反对苏联政权实行的政治和社会压制，但却对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既钦佩又畏惧。
正如新一代记者对中国模式的态度，上一代的记者认为，苏联模式比他们自己的经济所依赖的分散化的市场经济，考虑得更周全、更有效，而且在调动国家资源、实现有限的关键经济目标方面做得更好。1960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联合国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俄文原意是，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这些记者知道他说的是经济生产，而不是核威胁，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在阅读了苏联经济的介绍后，普通民众也有同感。
20世纪80年代，苏联制度的失败变得越加明显，新一代的记者并不为来自莫斯科的失败证据而气馁，他们开始钦佩日本的中央集权控制和计划。尽管日本模式与共产主义的相距甚远，但日本的经济是在经济产业省（METI）自上而下的指导下运行的。
正如他们的前辈对苏联的观感，新一代的记者对经济产业省领导的体系的效率和深思熟虑，以及它在动员劳动力、资本和智力资源，以及选择看似关键的目标方面的非凡能力，表达了敬畏和害怕。美国的许多思想家对日本的体制印象深刻，以至于比尔‧克林顿总统一上任，就敦促采取日本的做法，用他所说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取代商业的市场导向，这相当于自上而下的运作。
然而，这些制度都失败了，因为计划需要对未来的了解，而未来几乎总是不同于计划被作出来时的样子。在努力“埋葬”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时，苏联组织起来生产钢铁和重型设备，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侧重于这类生产似乎完全合理。
这些都是当时的热门产品，一直占据头条新闻，西方记者对中央经济计划者选择的目标几乎没有异议。但当苏联在钢铁和重型机械的生产上成功地超过美国时，世界已经转向了塑料和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日本的规划者做得好一些，他们对汽车的重视得到了回报。
但他们也选择了那一时代的另一热门产品。他们打算在相对简单的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们也做到了，但成功的意义不大。那时，世界已经转向微处理器。苏联和日本的努力都没有达到目标，浪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金钱和资源。
当然，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并不比政府或记者更擅于预测。商业规划者往往是错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市场的优势不在于更大的预知力，而在于其努力多样化的自然倾向。一些公司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另一些公司则拒绝这样做并坚持停留在过去；而还有一些公司，遵循某些特定的洞察力，追求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停留在过去的公司最终会被淘汰，关注头条新闻的公司能够获胜，但前提是他们能从那些头条新闻中捕捉到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些走自己路的公司可能会失败，但如果他们恰好遇上未来的需求，将大获全胜，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经济。
混合下注式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创造出为一个、两个或六个目标，而调集国家的所有资源而产生的壮观景象，但这种自然的多样化努力，使经济摆脱了一个错误的集中决定所带来的巨大浪费，有更多的试验空间，并使它更有可能在商业组合的某个地方，有人真的会抓住未来。
中国似乎无视市场化制度的优点，集中力量办大事，瞄准当今的热门目标。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寻求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今天商业头条的重点。由于这种突出地位，记者们同意这种集中制，并担心中共主导的后果。
中共可能会走运，时尚和技术的变化步伐可能会放缓，所以今天的集中制和所有致力于追求它的资源都会有回报。到那时，中共可能会超越美国，超过其不集中、针对性较差的做法。但是，如果世界在这十年的最后几年转向其它产品，那对这类产品的狂热付出将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取得巨大进步，中共政府在规划方面比苏联、日本或无数走过这条路的不那么突出的经济体做得更好。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已有的成功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适用。当中国开始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时，经济还极其不发达。经济计划者毫不费力地就能确定发展经济需要什么，中国缺乏公路、港口、铁路、住房和其它显而易见的必需品。
当找出国家的经济应该向何处发展并不困难时，这些努力有了巨大的回报。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复杂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中国的计划者也因此开始犯越来越多的错误，出现了空城和通往无人区的高铁，这些决策造成的浪费越发明显。
这些失败在中国经济的债务遗留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宏大而又经常被误导的努力，每一项都需要投资，因此造成了债务负担。成功的项目有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对于失败的项目来说，债务责任依然存在。正是这种债务负担显示了近期的浪费。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限制了政府债券的发行——比华盛顿要好得多。但政府债务不足以显示这种影响。失败的项目带来的财政遗留问题，取决于中国的省级和地方政府以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工业的国有企业。
要看到中共体制造成的错误，并与美国进行有效的比较，需要追踪的债务是中央政府债务、省 （或州）和地方债务以及企业部门债务的组合。
计算结果令人信服，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名义上的8%的经济增长率。这一差异提供了对自上而下的规划者的错误所造成的浪费的粗略估计。
而美国在相同的10年里，这一债务指标每年增长约5.6%，肯定高于名义上的平均4%的经济增长率，但比中国的规模要小得多。
这些遗留问题的相对负担，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债务水平上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这一未偿还债务的总量略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0%。在中国，这个数字接近220%。
尽管犯了种种错误和造成浪费，但中国还是繁荣发展了。取得的这些成就大部分是因为早期需要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这些方向已经不那么明确了，中央集权体制将越来越容易出错，给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那些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其整合资源的能力的记者和评论员，没有抓住要点，与日本和苏联一样，这种模式是中国的弱点，而非优势。
原文：When It Comes to China, Western Media Often Sees Economic Strength When There Is Weaknes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特约编辑、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的学者，也是总部在纽约的通信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个明天：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