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月11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然而，2021年尚末过半，中南海却再次面临惊涛骇浪。
国外面临三个巨大压力
第一，对病毒溯源、追责、索赔。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病毒”的一系列新消息被国际大媒体密集报导。其中包括：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3个研究人员染病；武汉病毒研究所3位研究生的论文被公开；与武汉病毒所密切合作的中共军事专家周育森，去年2月申请COVID-19（中共病毒）疫苗专利，5月神秘死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的3200份私人电邮被曝光；中共高级别“叛逃者”与美国国防情报局合作三个月等。这每一个消息，都具有轰动性。
从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到各国科学家、主流媒体，到普通民众，都对“中共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表示极大关注。
5月26日，拜登下令情报部门90天内向他提交“中共病毒”起源的报告。6月6日，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追究中共的责任。5月底，据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媒体WLBT报导，该州南区法院去年12月9日向中国共产党、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发了传票，并提出索赔要求。
6月5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要求中共为大瘟疫带来的损失赔偿10万亿美元，并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世界卫生组织顾问Jamie Metzl预测，若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外泄说被证实属实，中国（中共）将面临巨大地缘政治打击，习近平的政权将难保。
第二，种族灭绝的指控。
1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必须对中共“问责”。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赞同。
2月22日，加拿大众议院，2月25日，荷兰国会，4月22日，英国下议院，5月20日，立陶宛议会，相继通过动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
3月8日，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一篇报告，确认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所有条款”，必须承担责任。
种族灭绝是最严厉的犯罪指控。据《防止与惩治灭绝种族公约》，在种族灭绝的暴行被阻止后，有关国家必须和联合国一起，将犯罪者抓捕归案，进行国际审判。
1998年9月2日，国际刑事法庭以犯种族灭绝罪，判处卢旺达前总理占干巴达终身监禁。
第三，“战狼外交”大失败。
由中共首席外交官、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任杨洁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等，组成的中共“战狼外交官”团队，全球到处开骂，不断散布“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老子”的奇谈怪论，甚至不断爆出污言秽语，让中共在全球丢丑。
比如，3月18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共与美国首次外交谈判开场时，杨洁篪劈头盖脸把美国大骂一通，称“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3月17日，赵立坚骂“美日狼狈为奸”，日本“背信弃义”，“引狼入室”，“甘愿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等。3月19日、21日，法国大使馆辱骂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是“小混混”、“小流氓”、“疯狗”、“喷子”等。
中共“战狼外交官”全球撕咬捞到了什么？答案是：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在全球遭遇大失败：中美、中日、中澳、中共与欧盟的关系等，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继续恶化中。
比如，中共与欧盟经过长达7年、35轮谈判、去年12月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今年5月20日，被欧洲议会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和58票弃权，冻结审议程序，就是典型一例。
国内面临四重巨大压力
第一，疫情此起彼伏。
从去年初到今天，中国的疫情此起彼伏，一直没有消停过。从武汉到北京到黑龙江到大连到上海到广州，病毒仍在中共大陆到处转圈。
近期，广州疫情严峻，主要为印度变种病毒传染，10天不到出现第五代传播个案。广州部分地区风险等级升级。2020年底，广州市医护人员有17万多人，但是，近期，珠海、中山、东莞、深圳、惠州、清远、韶关7个城市出动5,600医护人员支援广州。可见真实的疫情可能比中共报导得要严重得多。
6月3日，推行传出一段广东医生聊天语音记录。其中谈到：“广州跟佛山实质已沦陷了，只差没有封城”。每天新增确诊超过200人，30%是无症状感染者，番禺中心医院已派出第二批次到广州支援，第一批已经累倒了。
不排除下半年或中国其他地区出现较严重疫情的可能性。
第二，极左派回归文革的压力。
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文革是一场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但是，近两年来，深陷严重危机的中共，日益向左转，出现向文革回归的趋向。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集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变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变成国进民退；解放思想变成思想僵化；言论有限自由，变成全面禁止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对外开放，变成外资、外企撤离，与美国打贸易战等；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等。
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所谓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的极左，很大程度上，来自王沪宁的极左。事实上，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才是当今中共的大脑和极左思潮的源泉。”这个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
2021年清明节，文革中害人无数、被判处死缓、后自杀身亡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墓地，向公众开放，竟然有不少人去祭拜。否定文革的前总理温家宝的文章，被全网封杀。新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十年文革仅一页纸一带而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改革派的压力。
5月27日，大陆网易刊登了微信公众号“经济学黑板报”题为“一份罕见的高层谈话记录，信息量巨大（高手对决，没有废话）”的文章，全文转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对谈实录。
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闻名。赵紫阳是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9年邓小平下令“六四”天安门屠杀、赵紫阳被赶下台之后，中共改革派逐渐失势。但是，毕竟，中国国门已打开四十多年，许多中国中上层人士，有的在国外受过教育，有的经常出国访问，有的家属、子女早就移居国外，见识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对改革开放仍心向往之。他们仍在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四，各阶层民众抗争的压力。
今年是中共当政72年，被中共高压和欺骗72年的中国人民，一直以各种方式反抗中共暴政。
其中包括：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希望的“躺平”的中国年轻人，大瘟疫受害者，冤假错案受害人，民营企业家，人权律师，大学教授，退伍老兵，上访群众，公民记者，民运人士，“天安门母亲”，新疆人，香港人，法轮功学员等。
1989年六四屠杀后，从1990年至2020年，香港人连续31年在维多利亚广场举办纪念活动。但是，到2021年，中共疫情为借口，禁止香港人举办纪念活动。这一天，从香港到台湾到世界各地，仍有相当多的人纪念“六四”。6月4日清晨，身在美国的我，打开社交媒体，全都是“六四”屠杀的消息。中共越想掩盖，真相传播得越广。
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据大纪元退党网站统计，至今已有3.78亿中国人“三退”。中共统治的根基已经动摇。有人直言，中共政权崩溃只缺一个爆发契机。
结语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南海一次又一次面临惊涛骇浪：2018年，是中美贸易战；2019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2020年，是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2021年，也将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今天是2021年6月7日，上述国际国内七重巨大压力，正一齐压向中南海。5月31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中共“战狼外交”和“战狼外宣”表达了不满。但是，王沪宁却给习请来有“战狼国师”之称的张维为，讲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出“矛”，王出“盾”，矛盾互搏，令世界侧目。
接下来，中南海将如何迎接呼啸而至的惊涛骇浪？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