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7日讯】专访程晓农(10)：破解病毒来源谜团的切入点，是武汉病毒所的军管事件？ 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能成功吗？| 热点互动 方菲 06/06/2021
近期，美国及国际媒体持续聚焦病毒的来源，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主流观点。《华尔街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披露有关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员患病的更多细节，以及和云南一座铜矿相关的矿工感染死亡事件。
《法国世界报》更是挖掘出三份中文的学术论文，其中披露的信息，直指病毒研究所对外界隐瞒信息，甚至涉嫌伪造基因序列。
在国际寻求病毒来源真相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疑团未解？解开这些疑团的关键是什么？国际社会对疫情来源的追查能成功吗？
目前武汉病毒所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疫情开始时，最早的41个病例，其中27个人是中共讲的所谓疫情的来源，从华南海鲜市场而来，但是另外14个人，34%根本没去过那里，所以病毒完全可能有其它的来源，而海鲜市场本身的病毒又从哪来的？
当时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就已经被挖掘出来，这个所里边设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又简称为武汉P4实验室，疫情发生后，中共军方立刻秘密地对这个机构实行军管。中共首席生物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在武汉封城4天后，突然空降并接管这个所，这其中藏有什么秘密？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美中关系系列的特别节目。近期，美国及国际媒体持续聚焦病毒的来源，实验室泄露可能，越来越成为主流观点。《华尔街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披露有关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员患病的更多细节，以及和云南一座铜矿相关的矿工感染死亡事件。《法国世界报》更是挖掘出三份中文的学术论文，其中披露的信息，直指病毒研究所对外界隐瞒信息，甚至涉嫌伪造基因序列。
那么在国际寻求病毒来源真相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疑团未解？解开这些疑团的关键是什么？国际社会对疫情来源的追查能成功吗？本期节目我们请程晓农博士为我们解析这些问题。晓农博士您好。
程晓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谢谢。晓农博士我们知道武汉疫情的爆发，迄今已经过去一年半了。我想先请您给我们来一个汇总的梳理，迄今为止，美国和国际上疫情的总体情况如何？
疫情继续肆虐，不可掉以轻心
程晓农：最近，纽约州已经开始解除防疫相关的一些措施，很多人会以为这次疫情已经成为历史。但如果同时追踪新闻资讯就会发现，还不能盲目乐观，因为现在仍然需要对疫情的复发保持警惕。我先介绍一下，到现在为止全球的疫情总的情况。因为病毒会通过旅客传播，所以现在哪些国家仍然有疫情，对大家了解疫情的危险会有帮助。
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到5月26号早上9点，全球这次（武汉肺炎）的病例总数超过1.67亿人，死亡人数超过348万。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总的合计。最新的疫情情况是这样，世界卫生组织报导，到5月23号这一个星期，5月16号到5月23号这个周，全球一共是报告了410万个新增的病例，比前一个星期少14%。但仍然在5月23号这个周里头，一共有84,000人死亡，比前一周下降2%。
新病例和死亡人数下降比较多的是欧洲，但是全球病例总体上仍然很高。卫生组织的报告说，尽管过去4周全球趋势呈下降的状态，但是病例和死亡的发生率仍然很高。而且世界很多国家都看到了病例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印度。印度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700万，死亡31万。印度的疫情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发现了病毒的变种。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印度的变种病毒它的传播率，比原来的已经发现过的英国变种病毒要高。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预计病毒会进化，它传播得越多，进化的机会就越多，危险也就越大。现在拉美地区也是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因为疫情死亡的人已经超过100万。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5月21日的声明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共是，主要的死亡是发生在5个国家。巴西已经死亡45万，墨西哥是22万、哥伦比亚、阿根廷还有秘鲁。
5月25号当天，十个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代表的是目前病毒仍然十分活跃的国家的疫情最新动态。第一名是印度，印度现在是，5月25号当天确诊208,896病例，4,172人死亡；巴西是第二，73,453例确诊，2,173人死亡；美国排第三，5月25号当天，确诊22,158例，605人死亡。这就我为什么说现在疫情还不能乐观，因为它不但在印度和巴西肆虐，而且在美国也还是十分活跃。
那么俄罗斯排第四，7,762例确诊，385人死亡；日本排第五，3,918例确诊，106人死亡；德国在十个国家当中排第六，确诊的病例是2,578例，死亡人数是272人；英国排第七，2,417例确诊，15人死亡；法国排第八，2,230例确诊，221人死亡；韩国排第九，699例确诊，2人死亡；台湾第十，283例确诊，6人死亡。
那么回到美国，哪些州的疫情比较严重？到5月26号上午，美国一共是确诊3,317万病例，大概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至少59万人死亡。确诊病例最多的前十个州分别是，第一是加州，378万确诊，62,986人死亡；德州294万确诊，51,288人死亡；佛罗里达州第三，确诊231万，死亡36,581人；纽约州第四，确诊210万，死亡53,181人；伊利诺州第五，确诊138万，死亡25,029人。
宾西法尼亚洲第六，确诊120万，死亡27,043人；乔治亚州确诊112万，20,699人死亡；第八是俄亥俄州，确诊110万，19,709人死亡；新泽西州排名第九，101万确诊，26,124人死亡；最后第十名的是北卡州，10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排在前十名之后。
我需要说明一下美国的疫情数字，那就是这些数字和在中国一样，也受到了民主党的政治干扰。在川普在位的时候，为了打击川普，相关的卫生部门在疫情统计数字上做了两件事。一个是通过扩大检验感染的技术标准，夸大了感染的实际数字。那么第二，是把因为其他疾病去世的人也计入因疫情死亡人数，导致川普任内的疫情情况被人为地夸大了。但是，川普卸任以后，卫生部门一方面修改了检验感染的技术标准，放宽了很多，人为地造成新增的感染确诊人数下降。另外一方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从5月1号起，不再搜集接种疫苗以后感染的疫情，但症状较轻的病例，它只统计接种疫苗以后染疫症状严重，以致于住院或者死亡的病例。
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改善拜登当局的形象，以免在疫情上让民众发现，拜登还不如川普。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官方公布这个疫情数字的时候，大家心里要有数，不要被它误导。虽然很多美国人都打了疫苗，但大家对美国的疫情也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原因之一是新增的确诊人数仍然很高。原因之二是，打了疫苗以后照样可能感染病毒。
刚才提到的CDC就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25号发布的报告说，到4月底，美国一共大概1亿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是CDC从46个州收到了10,262个病例，都是接种疫苗以后仍然染疫的情况。刚才我前面介绍过，接种疫苗以后染疫，如果病情较轻CDC不统计。也就是说，这1万名都是病情比较厉害的。也就是说至少按照它的统计，大概每1万个接种疫苗的人当中，会有1个人感染疫情。
在这1万人当中，有住院的是995例，死亡的是160例。CDC自己也说，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另外，在被检测出来，接种疫苗以后仍然感染的这1万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被变种病毒所感染。那么这是46个州的自愿报告，不是完整的统计。因此美国卫生部门的官员现在说，没有一种疫苗是完美的，预计有一些接种了疫苗的人还是会感染。
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天住在新泽西州中部的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印度女士，在美国接种疫苗以后回到印度，以为没问题了，结果是在印度感染了变种病毒而发病，她贿赂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人员，想赶回美国治疗，结果下飞机第二天就死亡了。
为何疫情起源重起波澜
主持人：所以晓农博士我觉得就您刚才所说的情况来说，这个疫情虽然爆发了一年半，但实际上它还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我们真的很难说疫情的走向会怎么样。一年半过去了，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到底来源是什么？怎么爆发的？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定论。那么在疫情爆发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对于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学界，似乎都抱着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称它为阴谋论。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世卫第二次到中国调查之后呢，有关病毒起源和武汉实验室之间的关系被广泛聚焦，不断有新的信息披露，直接指向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就刚才我在开场白中，也提到了一些媒体的报导。那您怎么看近期披露的一些信息，您认为为什么主流的舆论甚至是科学界，对于疫情溯源的这个态度，它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变化呢？
程晓农：我想今年3月谭德塞在中国还有世卫组织，他们的专家组发布了这个武汉3月份的这个调查报告之后呢，谭德塞自己也说，他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获取原始数据时遭遇到困难，指的是中方隐瞒数据。那么这个研究报告针对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这样一种评估，他认为说目前这个评估并不充分，仍然需要研究，这个话实际上是为实验室泄露病毒这件事留下一个后门。
那么很显然的，疫情发生一年半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源头的调查仍然是一筹莫展，这些必然引起深受疫情之害的各国民众的不满。因为只要疫情源头仍然是个黑箱，大家就没办法放下心来，何况今年疫情再起啊。说明疫情源头问题仍然是有效防疫的关键。那么这种焦虑也可以从民间的这个话题，转移到疫情来源问题上看出一些端倪。
去年在疫情猖獗期间，美国的英文社交媒体上面，虽然只有很少人对疫情的起源提出疑问，当往往多数人是不相信人为侵害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每当有人在社交媒体提到这次疫情源头，都会有人出来驳斥说，不能讨论这个事儿。但是今年以来，美国的英文社交媒体情况发生大变化，这个追究疫情源头的言论逐渐占了上风。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中共病毒的侵害问题了。
民间的这种焦虑自然就会推动一些关注疫情源头的科学家、政治人物，以及媒体，就是负责任的媒体。我这里排除那些个喉舌媒体。那么科学家、政治人物、负责任的媒体都可能会来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最近有一群具有相关经验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就是《science》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调查来源报告，说这个报告，就今年3月的报告，说这个313页的报告加上附件，只有4页提到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
他们说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那么今年5月16号，美国上一任的国务卿蓬佩奥接受《FOX新闻》的这个Sunday Morning Futures，《星期天早晨期货》这个节目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共为了在武汉病毒实验室掩盖最可疑的新冠病毒的这个源头，可谓是极尽全力，其掩盖程度十分惊人。他说他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在调查病毒源头的整个过程当中，看到的每个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他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相反的证据，尽管中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不允许任何人接触病毒相关的原始材料，也不允许外界与在那里工作的医生接触，但是证据仍然在不断的积累。他谈到结合我们掌握的间接证据，再加上中共为否认和这个该实验室有关的信息做这么大的努力，这一切都向我们强烈地表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可能就是中共病毒起源的地方。
那蓬佩奥还说，今年1月美国政府解密了一系列与病毒源头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显示，早在2019年，就是中国武汉就有医生出现感染病毒的症状，它那都是事实。他认为这证明中共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前往武汉调查之前，就完全清除这个病毒可以使人传人的。那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呢，中共处理这次疫情的行径，不仅仅是鲁莽或者说疏忽大意，其用心可能更坏。
蓬佩奥提到的信息之一，就是最近被《华尔街日报》5月23号曝光的那则报导，《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是美国一份情报报告说，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出现严重病情，并被送到医院治疗，症状与新冠肺炎相似。这个情况这三位病毒所的人患病，他们的病例比中国首例12月1号说的这个新冠病例第一个，整整早了一个月。
那《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呢，它们看到的情报报告，实际上比国务院公布的那些报告的内容更加具体，不仅提供了实验室生病的人数，和发病的时间，而且还交代了他们去医院看病的细节。那么这个报告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就在中共前年12月宣布发现第一例病案之前一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已经有人感染，出现了相似的症状，但中共对此是高度保密，试图把武汉病毒所这个扩散病毒嫌疑完全压住。
那这个做法暗示这一次全球疫情的来源，很可能与武汉的病毒所有关。所以5月26号主要国家的媒体都相继发布消息，纷纷聚焦武汉病毒研究所。那回到美国这边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就是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他也在川普任期内担任职务，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福奇。他以前一直完全拒绝接受武汉病毒所有病毒泄露这个说法，他多次也公开反对川普政府对于疫情的处理，所以中共官媒因此称赞他的专业精神和所谓的讲真话的勇气。
但是福奇最近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改口了，他说他不完全确信新冠病毒是自然发展的，但需要对它的起源进行更多调查。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直到继续尽我们所能，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福奇这番话说出来了以后，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就恼火了，指责福奇是背叛。那么确实福奇以前坚定地站在中共骗子那边，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究的。那么现在又对中共稍微有一点儿反戈一击了，马上被中共看作是背叛，那福奇背叛了什么？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在您看来，就是之前主流媒体和科学界的很多的主流声音，不愿意去探讨，甚至说实验室来源这种可能性是阴谋论，是不是跟当时川普在台上有关，就是他们也许不愿意去做川普指出的，或者承认川普有可能是对的这样的事情呢？
程晓农：对，这个因素很明显。因为美国卫生部门，还有很多大学的研究生物问题专家，都是反对川普。因为政治原因，他们不愿意任何有利于川普的任何信息散布出来，因为担心拜登就因此会败选。
全球疫情大扩散，两大疑团仍未解
主持人：所以看起来这个寻求病毒真相这样的一个科学过程，也被政治化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在您看来在国际寻求病毒来源这个真相的过程中呢，有哪些是关键的疑团还没有解开呢？
程晓农：我首先说一下为什么找这个疑团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国家有一部分民众好像认为说，包括美国的，说这次疫情不过是个一次性危机。所谓一次性危机就是说疫情一旦放缓，就会逐渐受到控制然后慢慢平复，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呢他们可能被中共骗了，原因是这里面完全忽略两个关键的疑团，这两个关键疑团，第一个就是病毒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也就是病毒来源成疑团。
第二个，病毒是如何在全球传播的？也就是病毒的传播链成疑团。如果忽略了这两个关键性疑团，就会忘记疫情随时可能再度爆发。如果这疫情再度爆发，或者给今后遇到类似的灾难失去警惕的话，就不会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来应对未来疫情的可能的全球蔓延。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两个关键疑团呢？因为如果病毒只是个别动物，在自然界里身上自然形成的，比方中共说是蝙蝠或穿山甲，那么只要这种动物不是每天在自然界里，和人类社会之间不断地来回的反复穿梭，那么它就不会通过人类，与人类的朝夕相处而危害人类社会。但是如果病毒是人工制造，那么谁干的？这病毒现在是不是还保存在实验室里头？这就非常关键。
只要这种病毒仍然存在在实验室里，它就要是不是会再次危害人类社会，那就和刚才讲的两个谜团直接挂了钩。刚才讲的第二个谜团涉及到病毒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那如果是从动物到人的传播，那只要找到可疑的动物，切断它们和人类的接触，就切断了传染链。那么也有外国，有好像是法国那边的专家提出这个疑问，说是蝙蝠的生活区并不在武汉，因此呢，这个实验室里的蝙蝠并不会传播病毒，因为它被关在笼子里头。
但是呢，如果是从实验室到社会上，病毒会这样传播出去，那么再到世界上各国人为传播，这问题就高度复杂了，也高度危险了，你首先得查清楚啊。是事故造成病毒泄露还是人为的故意泄露，那如果是人为的故意泄露，那就人的人为的生物战行动，既然发生第一次，就可能再次发生。那么其次，那不管是事故泄露，还是人为泄露，病毒是怎么样在社会上扩散的？然后怎么样扩散到全世界去的？
比方讲，这一次印度的变种病毒，还有台湾受到的这个疫情的突然冲击，有没有可疑之处，就是它的来源是不是有点奇怪，这也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两个疑团现在没有答案，所以这一场全球抗疫斗争已经坚持了一年半了，但是它始终多少有一个盲人骑瞎马的那种意味，为什么这两个疑团就始终无解呢？原因很简单，就中共把盖子捂着，那中共捂盖子是偶然一次还是一贯如此啊，这也是一个能够用常识判断的事。之所以这样讲，就是中共的历史纪录证明，它是一贯使用强硬手段来掩盖疫情的。
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的危害程度，把法定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种，一共到2009年是一共三十九种，就是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其中最危险的两种是鼠疫和霍乱，被规定为甲类，但是中国的卫生部门，从来不公开使用鼠疫、霍乱这两个传染病的名称，而是用一号病代表鼠疫，二号病代表霍乱，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了保密，不让外界知道真相，也就是说，恶性传染病一旦发生，中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隐瞒真相，在卫生部门内部使用代号，以免让社会了解真实情况。
同时对媒体或外界完全封锁疫情，不许报导，也拒不承认疫情的发生，这种做法不是地方官员自己的行为，而是从上到下规定的制度，从来如此。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安徽肥东县插队的时候，曾经在公社办公室工作过一年，那时候就听说过隔壁一个县发生过二号病，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是二号病，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情况。尽管就在隔壁一个县，相隔几十里而已。
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过去这些年当中的例子，说明这种隐瞒疫情真相的制度化。2020年2月8号中国新闻周刊刊登过一篇文章，是介绍原上海市的副市长谢丽娟，回忆1988年1月份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她的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她这样说，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它的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这只是一个政府内部人，就是刚才讲的这段话，是一个政府内部人披露的一个案例。
那么中共治下这个疫情保密的体制规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一次疫情从它初起的时候，之所以武汉当地无防，全国无备，世界不知，是因为中共严格按照这个源头保密的制度在执行，而疫情严格保密这种制度就直接造成了疫情的蔓延，大家从常识可以知道，大规模传染病的防疫是属于公共性卫生事件，需要公众配合，那中共却是不让公众了解疫情，只想通过保密之下呢，悄悄地消灭疫情，来这样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事件，所以中共毫无疑问是这次疫情扩大的祸首。
破解病毒来源谜团切入点？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
主持人：这个确实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不过，这一次的疫情实在是牵扯面太大，这个事件的规模太大，然后影响面也太大，有很多人和事的发生，中共也不能完全掩盖，甚至前后矛盾之处。比如说像这个国外媒体披露出的这些信息前后矛盾之处，它也不可能完全去圆谎圆成。所以呢，在这么多的纷繁的人事中间，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切入点，可以切入来去顺藤摸瓜，也许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挖出更多的这种有关疫情源头、病毒来源的真相的呢？
程晓农：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我们前面点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为这次疫情是开始的时候，最早的41个病例，发现27个人和中共讲的所谓疫情的来源，这个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说从那儿来的，但是41个人当中有14个人，34%他们根本没去过那里，所以病毒完全可能有其他的来源，那么其他的来源是什么呢？海鲜市场本身的病毒又是从哪来的？
那么当时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就已经被挖掘出来，在社交媒体引起过关注的，这个研究所里边设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又简称为武汉P4实验室，P4指的是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等级达到最高级别四级，这个实验室过去曾经研究过，像这个炭疽、霍乱等等烈性传染病，但是呢，疫情发生以后，中共军方立刻秘密的对这个机构实行军管了。
下面我来具体分析一下军管事件，当中能够看出一些，这个谜团是不是可能破解的一些线索。最早披露中共军方去接管武汉病毒所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去年2月8号的一则报导，报导的标题是中国首席生物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北京军方有关。
报导中提到的这个陈薇是军事科学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的所长，她是1991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毕业，毕业前夕提前几个月，特招入伍，入伍时的军衔是中尉，那么现在已经升到少将，是少见的文职军官的快速升迁。她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03年成立的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务是防范军队系统的疾病，还有加以控制，那么陈薇的工作就和这有直接关系。
2016年的时候，因为军队体制改革，所以把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到了中国军事科学院，那么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是上将军衔，它的下级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是中将军衔，那么陈薇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的，她的军阶是少将，那么从军阶来看，她已经升到了这个专业人士的最高位置了，她是军队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她主持的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业务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是对口的。
再往前推一点，推到中国当年的萨斯源头，最近有消息披露，就是今年5月7号，澳大利亚的这个The Weekend Australian周末澳大利亚人，《澳洲人报》，它报导过，说有一份中共军方科学家和中共高阶的卫生官员，2015年撰写的一篇报告，讨论了把萨斯病毒武器化，那美国国务院去年五月拿到了这份文件，这个文件的标题比较学术化，叫做《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这篇文章说呢，萨斯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它们可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兴人类疾病病毒，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
这报告还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而支撑的核心将是生物武器。那么澳大利亚有一个战略政策研究所，他们在追踪这篇报告的十八个作者，然后发现了其中十个人来自陕西西安的那个第四空军军医大学，原来叫第四军医大学，另外呢，这些人都是军方的科学家和生物工程专家。
所以当时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一位执行主任叫做詹宁斯（Peter Jennings）他告诉媒体，说这份报告是一份“确凿的证据”是个smoking gun。他说：“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中国科学家正在考虑冠状病毒不同菌株的军事用途，并考虑如何部署它。这开始证实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次新冠病毒COVID-19是用于军事用途的病原体的意外泄露。那么他认为这份文件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一直试图阻止外界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调查。陈薇当然不是那份报告的作者，但那报告的作者可能是她委托的研究人员，最终报告都会交给陈薇。
那陈薇在武汉封城4天以后突然空降这个所，当时的情况是武汉的天河机场已经关闭，没有民航航班了，陈薇怎么空降的？她要么是民航专机专门送去的，或者是军航专机送去的。不管哪一种都表明了，她的武汉之行是奉军方高层之命，而且这个任务必须是立即执行的一个紧急重大任务。但是武汉当地没有军事科学院的下属单位，唯一的可能是有合作单位，那就是武汉病毒所。武汉病毒所是和军方合作的，所以陈薇才会去。
在疫情已经全国蔓延的情况下，陈薇主管的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她负责保成全国几百万基层部队的安全，本来这任务很重了。但是她把军队系统的整个防御工作放一边了，不要不管了，留在武汉病毒所不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处理武汉病毒所，比处理整个部队的防疫更加紧急、更加重要。这一点是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一个关注点。
那么，陈薇在武汉病毒所干了什么呢？她一开始只是低调地调查，掌握情况，并没控制这个所，可能是为了先摸清相关情况，她要掌握的情况应该是和武汉肺炎有关的；也就是说，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在武汉封城之后，专机飞到武汉，专门的留在武汉病毒所，可见这个研究所与武汉的疫情爆发有关联。
那么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她接下来陈薇以少将身份宣布接管武汉病毒所的P4病毒实验室，这是一个极少见的特例。假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民用科研机构，和疫情也没关系的话，军方不应该去接管它，而且也根本用不着让一个正师级少将、全国生化武器防御方面的首席专家，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放弃本职工作专门跑来接管。
那么这次接管事件其实说明，武汉病毒所不但是与疫情的发生有重大关系，而且也与军方有密切合作关系；换句话讲，武汉病毒所的一些研究项目可能本来就是军方交办的，而他们军方交办的可能正是军方正在研究当中的生化武器。
那么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军方接管的目的不是提高这个研究所的安全程度，那不需要接管，指导一下就行了。军方接管就是军管，目的是用军队的军纪和军法来约束这个实验室，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外界了解军方的生物战委托项目以及相关疫情方面的关键绝密资料。由此可见，军方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源头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的，从此没有办法再得到任何验证。
军管相当于筑起了一堵高墙，把这个实验室彻底封起来了，比武汉封城严厉得多。据武汉当时有一些社交媒体透露，有武汉的民众听到在实验室方向曾经发生过爆炸，这指的是病毒所被接管之后。也就是说，有可能军方在武汉病毒所军管了以后，销毁了相关的一切痕迹，同时，如果今后还有任何人敢泄露一点点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的任何信息，就可能被军法惩治。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已经猜得出来了，这次疫情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想找到第一手证据是不可能的，被灭迹。
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能成功吗？
主持人：是，晓农博士，我觉得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是非常严峻，就是中共在掩盖扭曲真相，特别是销毁真相方面可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国际社会在一开始对中共并没有施压，后来的压力也不够，所以到现在来施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晚。那么现在很多专家和机构，甚至是政界人士都在呼吁说要开始对疫情来源下一步的调查。在您看来国际社会推动下一步调查，这个前景如何？在中共掩盖甚至销毁真相这种条件下，能够有什么样的突破呢？
程晓农：我对这点并不乐观。虽然5月25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赛维尔·贝塞拉在发给世卫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视频消息中呼吁，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第二阶段调查。他也表示，美国希望下一阶段的调查更加严格。
同时在刚才前面提到《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刊登以后，至少有6位共和党的联邦国会议员关注这件事。其中参议员保罗（Rand Paul）推文说：“我向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H）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提问，询问了COVID从武汉逃脱的诸多原因，以及我们不应该资助，但又实际上资助了武汉或任何相关的病毒实验的诸多原因。”
然后参议员詹森（Ron Johnson）上个礼拜也写信给福奇，要求美国NIH，就是专门负责卫生研究的基金支助的机构，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相关内容作答。他在这个星期一再度推文说：“获得武汉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以及那里的功能增强实验进展是极为重要的。我期待能得到回复。”
另外参议员布劳恩（Mike Braun）上星期一表示，他和另外一位国会众议员霍利（Josh Hawley）共同提出了议案，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大流行之间的所有情报。美国国会还有一位众议员叫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星期一也再次呼吁，美国情报机构要解密相关文件，他在推特上写：“在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问题上，中共继续撒谎，推卸责任，并且拒绝合作。我们必须对已掌握的情报进行解密，这样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就可以开始得到关于这场大流行病起源的答案。”
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白宫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5月24号说：“我们现在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够进入更加透明的第二阶段的病毒起源的调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他在推特上说：“希望白宫说的不是一种策略之词，拜登政府正在推卸责任，世卫组织的调查，事实上已经失败了。”
拜登5月26日在舆论压力下，要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分析肆虐的病毒流行的相关资讯，3个月以后报告。联邦参议院是5月26号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3个月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还有所有的情报。国会两党的议员说：“病毒起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结论，但对中国继续阻挠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共”、“不应排除任何可能”。
爱荷华州共和党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在提出一项修正案的时候，她说了这样的话：“在中国病毒出现在武汉病毒所附近后，中国官员非但没有合作，揭示疫情的起源，反而下令销毁部分冠状病毒样本，并阻止调查人员进入实验室。”她说：“我提的修正案将确保不会再有纳税人的一毛钱，被用于共产主义的中国。”那么问题在于，不管美国这边有多大的要求和呼吁，以及一些国会议员的压力，中共已经销毁了在武汉病毒所一切证据。
同时，现在中共高层也下令，各级政府要严密控制和封锁病毒研究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所以任何怀疑和质疑官方关于病毒来源说法的言论还有文章，在中国的国内媒体和网路上已经被彻底封杀。这种情况下，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很可能没有办法获得第一手资讯了，所以它现在只能是用间接的研究或者间接的其他相关资讯、数据、文章、报告做调查分析。
这些分析能够帮助大家推断疫情的真实来源，同时，它也将构成对中共的政治压力；同时也给拜登行政当局试图保持对中共的“战略模糊”方针产生压力。
主持人：是，确实是有相当的困难。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评论员还开玩笑的说：“现在应该派到中国的不是这些医疗专家，而应该是侦探，能够挖掘那里的信息，或者也希望中国国内有一些爆料。”比如这次《世界报》说在推特上有人匿名发布了三份中文的论文，这些中文的论文倒似乎确实披露了一些内部的信息，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出来。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我理解其实疫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共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中共和世界的关系，是吧？
程晓农：对，我刚才讲进一步的疫情来源调查，将对中共构成政治压力。中共以为现在在中美军事对抗上，美国最近有所收缩，它好像已经觉得有点放心了，然后调过头来对美国在经济上提出一系列要求，要通过谈判扩大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就在这当口上，疫情的来源的追查给中共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也是我讲拜登当局也会受到压力。
主持人：是。
程晓农：中共现在当然非常恼火，但是我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中国现在最容易透露信息到外界的就是微信，但是我看到一个消息说，微信有可能在6月28日从此消失。这是一种可能完全切断中国国内和海外的社交工具来传播信息的管道。有可能这也是为了阻止任何消息进一步泄露，同时也阻止任何海外追查的消息进入中国，中国回复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状态，就只能通过电邮了。
主持人：是，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内信息的控制，网络上设的这个墙只会设得越来越高。我们今天谈一下回顾疫情的发展，谈一下疫情溯源的基本情况。因为这方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政治影响，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国际的格局。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晓农博士来为我们来解析一下疫情这方面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在美中关系系列里面去分析，接下来美中的关系的一个演变，以及中共和世界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晓农博士。
程晓农：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主持人：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程晓农：下次再见。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那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也是下次节目再见。
嘉宾：
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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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