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是中共创建的红军当年筹集粮饷的主要方式，说白了就是用暴力剥夺抢占土地所有者的财富，也就是抢劫。
据历史学者任伟先生在《“打土豪”：红军早期粮食的获取及其困境》一文中介绍，通常情况下，红军“打土豪”的方式是先占据县城，然后以连为单位，把部队分散成若干小分队，再派驻到各乡村去“打土豪”，筹集钱财。
1931年初，红十二军在闽西一带筹款，时任连指导员的张南生是“打土豪”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一段时间他“打土豪”的过程：1931年1月14日，他带领连队先是在江西上西捉到土豪三名，没收银器2斤，光洋9元；15日，转往山头一带，捉了一名土豪；16日，杀土豪的一头猪，与二百左右群众分食；17日，分发土豪的谷子和财物。
但红军下乡，并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针对这种情况，红军的对策是“贴条子”。何谓“贴条子”？就是以房产为质押，逼迫土豪交钱。具体做法就是先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然后贴一张罚款的单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陈毅称这种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红四军军委委员熊寿祺也称，红军每到一处便“贴满条子”，要土豪拿钱来，“否则焚屋杀人”。1931年，红十二军政治部也规定：“地主走了贴条子威吓，罚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张南生“打土豪”期间即在三天时间里贴了二十余张条子，计划收款3,000多元，当时实收款360多元。张预计，工作结束“能收二千元左右”。1月18日，张率连队转移到江西南坑、中保等地，到月底，约十天的时间里，又贴条子三十余张，计划收款6,500元，实收款2,200元。可见，即便土豪逃跑，“贴条子”的方法仍能弄到可观的钱财。
不过，比起“贴条子”，“打土豪”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属——因性命在红军手上，土豪交钱无疑会更积极。张南生的记述表明，绑架土豪，勒索家属，确实比“贴条子”更有成效。1931年1月30日，张的连队开往江西田螺，“当即调查了几个土豪，没收了一些东西”；31日，捉了两个土豪，没收了两头牛，开了群众大会，发了百余斤肉。2月2日，到排岗宿营，“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颇阔气”；26日，到达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日，到石田“贴了条子七、八张”。这一个月中，虽然没收了几家土豪的财产，也贴了条子，但总体上收获并不很大。3月9日，张率队转往丹溪；13日，“天没有亮就起身到川头和水口，待天亮时即包围并捉了土豪数名”，“早饭毕，又到案上捉土豪二十多名”；14日，“复出发捉土豪数名”，“大小土豪约捉了三分之二”。两三日之内，总计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来收获便相当之大。到了15日，有土豪代表来商谈，其后交款，“午饭后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日，又有土豪代表来接头，张整天都在处理赎买事宜，忙得“一天没有一点空”；19日，“所有的土豪一概讲好后释放”，共收款5,150元，得马五匹。短短三四天，因绑架土豪得力，一个连队就弄到五千多元，胜过之前一个多月的收入。
为了逼土豪交出财产，红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使用的手段十分残酷。对于被举报的地主，若其坚持不承认藏有财物，工作人员又一时查不出来，那么，突击审讯便是最后的手段。湘赣苏区规定，确定某家为地主后，须追究一切藏匿财物。审讯时，对于地主的家里人，“必须分别讯问，不要弄到一块”，不如实招供者，“应以吓诈的手段，弄得他张惶失措，而供起出来”；与此同时，还应组织突击检查队，“利用晚上到地主富农家里房边侦察，窥破其行动，如有可疑之点，即突然检查（特别注意他们晚上埋窖挖窖）”。
“打土豪”中更残忍的手段是上刑、拷打、驱逐乃至直接杀戮。例如，在湘赣边界，1928年10月的第二次边界代表大会不仅决议“厉行赤色恐怖”，应“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而且还专门成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闽西特委在1929年11月报告称，在闽西，龙岩、永定两县革委会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岩、 上杭、永定三县，就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从地域的角度看，“打土豪”又分两类，一类是打苏区内的土豪，将其包围起来“瓮中捉鳖”；另一类则是组织游击队到白区偷袭绑架，将捉来的土豪明码标价，进而勒索其家属，威吓他们携款赎人。此种行为俗称“越界吊羊”。据传“吊羊”之法是井冈山绿林头目袁文才和王佐传授给毛泽东的。当苏区内的土豪几乎被杀光打尽时，“吊羊”日渐成为“打土豪”的主要方式。
家产被红军洗劫一空后，绝大多数地主近乎倾家荡产，其处境与贫下中农无异，有些甚至还不如贫下中农。1930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作抚报告，赣西南一带的吉安、赣州等城市被孤立，乡村四野被赤色政权占据，粮食运不到城市，逃避到城里的土豪乡绅常有使自己的老婆女儿卖淫度日。10月间，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有类似的观察，他看到苏区内“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在此衰败的情况下，逃亡地主的生活也颇为凄苦。据其观察，“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有些地主在城市无法谋生计，不得已只能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长冈乡做调查，发现“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尽管土豪已倾家荡产，境遇凄凉，但中共并未就此放过他们。中共在红军时代的政策并不限于打击与削弱地主，而是要完全消灭，使其不复存在。1934年1月，毛泽东谈到制裁剥削份子的政策，称“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可以说，在苏区内，地主土豪基本上没有活路。
土豪的财产被剥夺完毕后，各种劳役又加诸其身。同年5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一切的负担主要是加在地主富农的身上，应该对他们实行强迫劳动，强迫他们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强迫他们担负各种劳役！”江西苏区后来便将地主土豪“编入永久的劳役队”，没收全部家产，并将其家属驱逐出境。湘赣苏区也执行了类似的政策。据中共湘赣省委报告，命令一下达，“群众就自动的驱逐起来”，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非常激进，在驱逐过程中，“甚至有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引起极大的恐慌。
持续的“打土豪”政策，也导致了中共统治下的苏区经济的凋敝。因为在“打土豪”的过程中，有产者纷纷逃离，留下的百姓因为害怕被划为富农，生产活动严重受挫。1932年4月，福建苏区就指出，一方面，过去乱打土豪与富农，结果导致商人、富农把资本埋藏或带到白区去，使得苏区商业停顿；另一方面，农民也不去努力提高生产，因害怕与富农有牵扯，过去的养鸡、养鸭、养猪等副业，都弃之不顾。同年5月，江西苏区也报告称，因为财政的唯一来源就是“打土豪”，没有税收及发展经济的政策，所以打完真正的土豪后，为筹集粮食，便难免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到后来便生发出“有钱多的就是富农”的解释。可见，“打土豪”一方面摧毁了原本的经济秩序，致使生产陷入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产生出一种导向，即将有产者置于“革命的对立面”，这种将“富裕”与“反革命”相连的倾向，无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们“生产致富”的热情。
从上述种种事实来看，所谓红军不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新式土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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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