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于中国农村乱象的文章时不时能在网上看到。如2015年《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一文中描述了农村八大乱象：臭味令人窒息，地下水、河流污染严重，害虫越杀越多，到处是垃圾，得癌症人多，坟头遍布农田，勤劳未必能致富。
如2016年《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 只有干不完的农活》一文透露，农村利益至上氛围非常浓厚。以前农村很贫苦，人情味很浓，精神世界匮乏，但内核很干净。如今农村早已礼崩乐坏，朴素的精神异化严重，人情味变淡，就是“以前要脸现在要钱”。部分村委干部贪腐严重，赌博之风盛行，很多年轻人不孝顺老人，男盗女娼之风蔓延，离婚者越来越多。
造成当下中国社会乱象，造成中国农村乱象的罪魁正是中共。众所周知，传统的农村的地主阶层，也就是士绅阶层，大多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在中国以往的每个朝代中对社会的稳定，对百姓的教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农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成为实际上的仲裁者；当遇到灾荒时，他们往往取代政府，成为赈济者；他们的言谈举止也常常成为农民效仿的榜样。
至于中共一再宣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是在“剥削”农民，主要是为了掀起仇恨，甚至炮制出几个所谓的“恶霸地主”形象，欺骗民众，如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他们或是被中共炮制出来的，或是被中共刻意诋毁。事实上，对于租种其田地的农民，地主们并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样极尽剥削，而是按劳付酬。这种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由此引发了血案。
无疑，经过中共通过煽动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农村的这一士绅阶层被彻底摧垮，取而代之成为农村领导人的大多是那些无赖农民。此后，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农民失去了他们精神上的“导师”和仿效人物，加上中共的邪恶宣传和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中国农村当下乱象纷呈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农村的动荡也成了中共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此，中共自然讳莫如深，而是继续加强对中国人的洗脑。在中共一个多月前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二十八集《土地改革》中，再度重复了关于土地革命的谎言。不过中共却大大方方承认，到1949年6 月，中共占领区2.7 亿人口中，有 1.51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 1 亿农民分到了大约 3.75 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迅速得到显着改善。
列位想想，将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不是强盗又是什么呢？唆使者中共为了一己之私，又残害了多少家庭？
就拿中共臭名昭著的领导人康生来说，他在1945年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期间，施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当时，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康生是否变态，众人自有结论，但康生所为让当地百姓开始仇视中共却是不争的事实。类似康生这样的行为在1949年前各地土改中并不少见。
不过，1947年时，为了打赢内战，中共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但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因为中国农村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根本障碍。
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仅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封锁，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6月，中共颁布《土地改革法》。毛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秋天，土地改革全面铺开，每年派往农村搞土改的达30万人以上。这些来自城市的中共干部，秉承毛和中共的旨意，在农村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
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据说当时，仅仅由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就能够枪毙成批的地主；只要几个积极分子的几声口号，就能够将“地主”全家的财产剥夺罄尽；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甚至连不愿要，或是不敢要地主财产的诚实农民都会大祸临头。
在这期间，中共还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不少贫苦农民因为得到了土地，感激中共，所以接受了这种说法。
土改中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由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到二百万。
另据旅美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中共自己在下发的文件中也提到了当时斗争的残酷：“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
泰维斯先生则在《康桥中国史》中对中国土地改革发生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中共的从事社会变革就是为了“增强共产党权力”，而中共实行专制的障碍主要是那些“主要兴趣是维护其原有的显赫地位”的地方上层人物，而“要消除这种影响，就须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就要从剥夺地主土地做起”。
泰维斯先生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共发动土地改革的目地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对农民的控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就是明证。
除了这一目地之外，中共还期望通过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来达到它财政收入的增加。中共建政后，经济十分困难，货币贬值，物价猛涨，人民购买力下降，因此从富有的各阶层攫取财富也是其本性使然。
而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土改中，传统的农村的地主阶层，也就是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了，如前所言，它带给农村的灾难是巨大和深远的，今天农村的乱象与这关联密切。
到1952年底，中共在拥有90%以上农村人口的地区成功完成了土改，实现了其在农村建立专制体系的目标。按照中共的说法，全国近 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农村到处是一派兴旺气象”。
然而，此时高兴的农民并不知道，这是中共一贯利用人先给点甜头的伎俩。“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
更要命的是，中共还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迄今都没有改变。
有分析指，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土改前，农民可能没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到处走以求生，甚至在走投无路时也可以去当兵吃粮或落草为寇。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两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随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一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尾巴。
也正是农民被严密限制在农村，在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中，至少3千万农民被饿死，而且没有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对于土改的弊病，当时有一位名叫董时进的农学家认识相当清楚。董时进曾在美国获得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教授农业经济，并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北京农业大学院长等职。他还曾创立“中国农业协进会”、“现代农民社”等组织，创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现代农民》月刊，并在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党主席。
在中共占领北平后，对中共仍抱着一线希望的董时进，听说中共将进行土改，便大胆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他同时还将信件印了几百份，寄给相关的高层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学术部门。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纪》六月号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观点。
董时进首先以数据驳斥了中共所谓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的说辞。他指出，根据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民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
其次，董时进还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列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董时进亦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出租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简言之，董时进的观点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它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上书后，大概意识到了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是以悲哀地预言道：中共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如国家税收受影响；不劳而获、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产将导致人性沦丧等。
应该说，作为农学家的董时进对中国地主、农民、土地的认知是正确的，且道出了中共宣传中的谎言，而他的预言也是相当准确的。然而，他应该没有想到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后包藏的祸心，就是通过打倒地主，掀起贫农的仇恨，来实行中共的专政。
董时进上书后不久，土改开始在全国推行，很快，出现了批判他的文章，批评者包括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等知名教授。显然，这些知识分子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反应，但却足以表明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精神，而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耻辱。
遭到批判后，董时进深感不妙。他在1949年后短暂的滞留大陆后，选择了离开。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后前往美国定居，后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其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去世，终年84岁。与同时代那些留在大陆惨遭蹂躏的知识分子相比，董时进的慧眼救了他，让他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后，安度晚年。只是有如此慧眼的人还是少了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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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