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性经济政策”是中共实施“战狼外交”的核心手段之一，而且非常放肆。这不，5月5日的G7外长会议公报刚刚批评中共“利用经济影响力欺凌别国”，次日，中共国家发改委就发布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声明，把2020年以来的中共对澳经济胁迫 （economic coercion）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共对澳经济胁迫表面看具有极大的有利条件。第一，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2009至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2014－2015年至2019－2020年的五年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价值翻了一番，从750亿澳元增加到1500亿澳元。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2020年中澳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2296.23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高达35%，占澳大利亚GDP的12.47%。
第二，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大卫·乌伦（David Uren）的研究，“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出口没有现实的替代市场，近五分之一的进口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来源，只能依赖中国。”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正是利用中澳贸易关系的这种不对称性，中共得意洋洋的对澳实施经济胁迫。自2020年5月以来，澳洲大麦、牛肉、铜、糖、龙虾、木材、煤炭、瓶装葡萄酒等等一系列产品的出口被中共商务部叫停或采取制裁措施。
中共自以为胜券在握。甚至，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一度说，澳大利亚就是沾在中国鞋底上的一块口香糖； 而澳大利亚的《悉尼晨驱报》2020年11月18日报导，一名不具名的中共官员在堪培拉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一份来自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文件，内容列举了14项澳大利亚政府引起中共不满的行为，其中其中包括2018年决定禁止华为参与5G招标，不承认中共在南海的主张，以及所谓的“肆意干涉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等等。
由此可见，中共对澳经济胁迫，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是要借此使澳对中共全面屈服——这也是近年来中共“大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但是，事实证明，中共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其对澳经济胁迫基本上是失败了。
首先，中共制裁对中澳货物贸易总体上并无多大影响，反而伤及自身。
从澳洲对华出口产品分类上看，龙虾、糖和葡萄酒等食品饮料类产品的出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煤炭、铜和原木等资源材料的对华出口呈V字形分布，从多到少再到多；而铁矿石相对特殊，2020年对华出口量增长了7%，出口单据上涨了9%，导致出口总额增加了15%。
由此，就不难理解澳大利亚统计局（ABS）1月25日发布数据所显示的情形：2020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总出口额达到1452亿澳元，相比2019年的1484亿澳元下降了2.16％，但这已经是自1988年ABS正式记录中澳贸易数据以来仅次于2019年的第二高出口总额。
同时，澳洲积极寻求市场多元化，受中共制裁影响较大的相关商品逐渐找到替代市场，抵销了失去中国市场的影响，如今整体出口额已经得到恢复。例如，澳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麦从2020年4月的1.3亿美元，一个月内减至6400万美元，导致当月向全球出口的大麦总额下跌至原来的40%；但今年2月，澳洲大麦的全球总出口量回升至1.9亿美元，高于中共征收关税之前的数额。又如，澳洲煤炭的全球总出口量基本保持平稳，虽然出口到中国的煤炭从2020年5月的11亿美元减少至今年2月的2200万美元，但对日本、韩国、印度的出口量增加。
因此，虽然2020年澳出口总体减少了7%，进口总体减少了5%，全年GDP增速为-1.1%，经历了约30年来首次的经济衰退，但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并非源于中共制裁。而且，根据3月3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澳大利亚经济分别环比增长3.4%和3.1%，为六十多年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增长超过3.0%，显示澳经济已走出衰退。
另一方面，中共对澳制裁却导致大陆出现涨价潮和成本上升。比如，饲料用大麦价格罕见超过小麦，牛肉价格异常暴涨50%左右，其它食品价格也相应大涨；棉纱价格上涨30%，服装价格随之上涨；今年第一季度大陆全国煤电企业的电煤采购成本额外增加约470亿人民币，而2020年寒冬，全国多地停电、“拉闸限电”，舆论认为这与对澳洲煤炭的禁令有关。中共打澳洲，却不想把自己也伤着了。
第二，面对中共经济胁迫，澳洲不仅没有屈服，反而越斗越勇。
澳中政治关系自2017年起逆转。2018年禁止华为参与建设澳洲5G网络，2020年首个要求追查武汉肺炎病毒源头等等，使中共非常恼火，于是公开对澳实施经济胁迫（对超过2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品实施贸易禁令或增加关税）。但澳大利亚并没有像中共渴望的那样退缩，反而在中共制裁面前，不断出招。就以近期事例而言：
其一，4月21日，终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共2019年10月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震分析说，堪培拉本可以当2023年该协议到期时，以其它理由让维州不再续约即可，为中共保留颜面。但堪培拉急于在这时立法（2020年12月通过新的《外国关系法案》，该法案赋予了联邦否决州政府等各级政府、机构与外国签订协议的权力），一通过就急于执行叫停“一带一路”，就是决定向中共宣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以任何方式，我们都不怕撕破脸，也不害怕中国的反应。”
其二，已经开始重新审查中国的岚桥集团（Landbridge）租借达尔文港协议（2015年澳洲北领地政府以5.06亿澳元的价格将达尔文港租给这家中国企业99年），考虑是否要强制让中企放弃租赁权。
据《澳洲人报》报导，中方为从北领地政府租赁港口基础设施而创建的澳洲岚桥基础设施公司（Landbridge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一直未实现年度盈利，去年亏损4450万澳元，是其迄今为止最大的年度亏损。澳媒质疑，岚桥集团为何以超过5亿澳元的价格购买资产，却要忍受每年的至少3千多万澳元的亏损。“除了利润之外，还有什么战略上的重要考量？”（事实上，达尔文港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四大军事基地之一，美国对这个租约一直持有异议。）
其三，澳大利亚已在为“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做准备。澳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在4月底在接受ABC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和台湾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我认为不应该低估（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内政部秘书长迈克·佩苏（Mike Pezzullo）在一份信件中则称，“战鼓”声正在越来越强，澳大利亚应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保卫“宝贵的自由”；他还说，“战争很可能是愚蠢的，但是更愚蠢的是希冀着拒绝对战争进行思考和关注，就能远离战祸”，“澳大利亚必须做好准备，再次派遣战士去战斗”。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这些动作表明，其对中共没有幻想和恐惧，有的是战斗精神。
结语
中共对澳经济胁迫表面看至少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GDP超过澳洲十余倍（2020年澳洲GDP约1.3万亿美元，中国为15.22万亿美元）；第二，澳洲对华一定程度的经济依赖（从2015年到2020年间，澳对华贸易顺差从147.4亿美元上升到468.46亿美元，中国提供的贸易顺差已占到澳大利亚外贸总顺差的八成）；第三，疫情重创澳洲。
但是，中共对澳经济胁迫居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这出了不少人的意料。事实上，另一方面，中共对澳经济胁迫也是小心翼翼的，留有一些转圜手段。
例如，拿这次“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声明来说：只是说“暂停”而不是“终止”；说是“无限期”，其实是随时可以恢复，就是要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怎么做；出面的国家发改委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共这样做都是有用意的，是为自己留后手。
又如， 2015年签署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共对澳是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的，迄今也没见中共把这拿出来说事，威胁澳方。
从澳大利亚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国际社会可以总结两条宝贵经验：第一，两国经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虽然实力地位可能相处悬殊，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无需畏惧；第二，中共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在全球反制中共的大背景下，哪怕是中等国家甚至小国，运用智慧，完全有可能成功维护自身权益。
如果把这两条经验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除了恐惧之外，我们一无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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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