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到《大公报》位于香港仔总部抗议，强烈谴责《大公报》连续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要求《大公报》撤销诬蔑文章，并公开道歉。（宋碧龙／大纪元）
更新 2021-05-04 4:09 AM标签: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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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5月04日讯】近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报导，还派人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珍。《大公报》反常举动的背后，很可能是中共内斗在香港的延续。
《大公报》的真实背景
目前人们所说的《大公报》是1949年后，由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现为中联办）直接领导的机关报，实际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经常发布北京的相关政策报导，也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活动。《大公报》、《香港商报》、《文汇报》也是在中国大陆少数几个不被禁止的香港报刊和网站。
最早的《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曾是中华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49年之前，《大公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共掌权后，《大公报》被中共政权接管，在北京和香港发行，特别在香港替中共发声。
据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纪实》一书，时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经常叮嘱教诲港澳工委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负责人，‘不要将我们在香港的报纸办得很左，也不要办得像《人民日报》一样。要办得有香港特色。’”
1967年的“六七暴动”中，时任《大公报》社长贵彝民担任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副主委，该报还刊发了《毛泽东语录》，包括《我们必胜，港英必败》特刊。
2010年12月2日，《大公报》报导《一年一度工展会维园举行 营业额可望倍增》，文中出现“希望带旺摊位堕胎”怪异字眼，后发现原文简体字应是“希望带旺摊位人流”，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繁体字时，“人流”变成了“堕胎”，估计文章实际来自大陆。
2011年2月6日，《大公报》再度犯下同样的错误，报导《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中，又多次出现“堕胎”字眼。
《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并称为香港“四大左报”，时常采用文革式手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民调，《大公报》的公信力评分为4.21，在收费报章中排名倒数第一。2019年11月的民调，《大公报》再次垫底，评分只有3.30。
《大公报》在内斗中被合并整肃
2016年2月，《大公报》与《文汇报》合并成“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但《大公报》在大陆各省市21个办事处被裁撤，合并只是幌子，《大公报》实际变相被裁。
《大公报》被整肃，主要因为一直扮演了江派核心媒体的角色，曾强烈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乔装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当日，《大公报》组织的“重庆红歌唱响香江”活动，在香港隆重登场。社长姜在忠为了向薄熙来献媚，自称唱红团每场演必定到场观看，还肉麻地说，“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
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否定后，一些接受重庆资助的个人和机构被调查，也包括了《大公报》。《大公报》报导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时倾向明显，据称也介入了薄熙来的政变部署，密谋阻击习近平。在周永康处境危机时，《大公报》也不时报导周永康的消息，为周永康释放烟雾弹。
2013年4月18日，《大公报》报导《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很快被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但后来中共官方辟谣，《大公报》马上声明为假新闻致歉。
一般认为，习近平仅带秘书打的完全不符合中共高层运作的惯例，《大公报》更可能是受当时的江派常委张德江、刘云山指使，故意制造假新闻，甚至有意对习近平阵营进行“死亡威胁”，警告习近平不要再“越界”碰触法轮功问题，反腐行动也要适可而止。
《大公报》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关系密切，曾多次以头版文章力挺梁振英，被认为是梁振英班底之一。江派掌控的媒体如《新报》、《成报》、亚视等先后倒闭或经营困难，《大公报》自然也难逃整肃。
《大公报》一直配合诬蔑法轮功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大公报》立刻在头版刊登文章，抹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001年1月23日，黄历新年的前一天，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策划了“法轮功自焚事件”，《大公报》却未卜先知。
2001年1月20日，《大公报》曾报导称，19日“朱镕基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北京市市长刘淇的陪同下进行考察。”朱镕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
报导罗列了众多中共大员，包括迫害法轮功的要员，还籍朱镕基的口，提前3天预知“法轮功在京滋事”，为“天安门自焚”埋下了伏笔。《大公报》记者还自称，“大年廿九和大年初一，我曾到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看到众多警察和警车守候在那里高度警觉”，“警察在寒冷中过不成年”，“令北京在过年的气氛中平添了不少紧张”。
《大公报》的报导提前捅破了中共“天安门自焚”的部署。
2003年2月24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公开叫嚣要用“23条”恶法对付法轮功。
2016年8月18日，香港举行器官移植协会（TTS）国际大会，香港《大公报》次日以全版报导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谎言，替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免费派发当天报纸。
《大公报》替中共卖命打压香港民主
《大公报》不断替中共诬蔑法轮功，也一直授命打压香港民主运动。
2011年11月，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曾就“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事件，在节目中批评中共，后遭撤换。《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发表多达70篇文章攻击吴志森，屡次要求香港电台中止其做节目主持。
2014年“占领中环”争取普选示威仍在酝酿之际，《大公报》接连追访“占中”发起人与周边人物，详细披露其亲属的个人背景，不时针对泛民主派政治人物与学者进行负面报导。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大公报》“特别政治组”记者跟踪、追拍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曾发生身体接触后打斗至见血。8月14日晚上，梁天琦在港铁太古站同《大公报》记者又发生争执。其后，《大公报》再连续两天在头版报导梁天琦的背景，包括中国大陆出生地的祖屋及先辈资料。
2019年1月，香港青年团体“学生动源”3名成员洪英棠、钟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湾参访，结果遭到《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跟监偷拍。随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谴责《大公报》报导假新闻，认为来台旅客在总统府周遭被亲中共港媒不法跟监，人身安全和权利可能受到危害，已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调查。
2019年7月29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大公报》拍摄了“洋指挥”在“社交软体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称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实际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Kevin Roche，当时他正在与另一名记者Ezra Cheung通信。Ezra Cheung发推特称《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
2020年8月14日，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社交网站平台表示，自己连续多日被一辆车牌为WW5399的私家车跟踪，其被发现后试图驶离现场，期间撞到许智峯，许智峯报警处理。后有消息指两名涉案人士为《大公报》记者，有网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内与梁天琦争执打架的姓卢男记者。警方在事件中没有要求涉嫌撞伤人的司机下车接受调查，并护送涉事车辆离开，被质疑有别于正常处理交通意外的程序。
2021年1月，《大公报》记者冒充社工老师，跟踪“天水围社区关注组”成员王继祖。
2021年4月，《大公报》连日刊登文章诬蔑法轮功，并派记者屡次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珍。
《大公报》表面上或许替中共现政权卖命，暗地里可能又在替江曾集团卖命，试图继续把迫害延续到香港，令现政权不得不背黑锅，并在香港不断搅混水，充当被摆弄的棋子。香港的乱象，本就是中共内斗的延续，《大公报》及甘愿卖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会在内斗的漩涡中被吞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