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24日讯】清华大学，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可望而不可及。成为清华学子，更是一个学生乃至一个家庭的荣耀。
王欣，1994年被清华大学录取，就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人生为他开启了一扇心怡的大门，似锦前程，如日方升。然而，1999年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迫使他身陷牢狱9年，九死一生；出狱后又在严密监视下流离失所，家人及亲朋也经常被骚扰、威胁，敢怒而不敢言。王欣最终选择带上妻儿，远离故土，辗转来到美国。
这场政治迫害，实际早已经开始酝酿。而王欣真正感受到它的存在，是从1999年的4月25日开始。
那天，和平常一样，王欣早早起来，准备到清华大学校园内，大家称为“小树林”的地方炼功。
走入法轮功
王欣从小就体弱，感冒发烧是常事。到清华上学后，这种状况似乎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到学习生活。“94年考上清华，由于不适应那个气候，身体频繁感冒，不能正常听课，非常影响学习，全班30人，排名滑到22位。也曾经练过其它气功，没有什么效果。大二期间，有一次跑步的时候，一个老师告诉我说，法轮功不错，让我去试一试，三个月以后，身体就恢复了。”
法轮功彻底改变了王欣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心情开朗，身体健康，道德观念有了很大的提升，为人处世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体现在学习生活中就是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和学校的学生互评成绩都显着提高。”
他的综合成绩从大一修炼法轮大法前的班级第22名，到大二的第13名，到了大三和大四，就稳稳地坐上了班级的第2名，并于大四出任系科协副主席一职。到了大五（99年初），综合前4年的成绩， 他被免试推荐直接攻读精仪系博士研究生。期间，因品学兼优，他还获得“好来西”校友奖学金，优秀奖学金——“细越育英”校友奖学金。
回忆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的改变，王欣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限感激，能在有生修炼法轮功，倍感幸运。“从小就体弱、迷茫的我，一直在自以为是中挣扎着活着。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在党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基本都是这样。只不过有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多一些，有的人在那方面表现得多一些。共同特点是，极度的无知，发自内心的傲慢，没有对神佛、宇宙的敬畏，嘲笑道德、蔑视信仰、追逐欲望。本身不懂什么，还自恃什么都可以懂；在以上的状态中活着，还觉着自己足够潇洒、自信。而当拷问内心，却发现是苍白和空虚的。更可悲的是，人性尚存的人，害怕看到自己的苍白和空虚，迫使自己忙忙碌碌，回避现实；人性全无的人，以苍白空虚为个性，放浪形骸，甚至无恶不作。在这样的一个十恶毒世里面，我能接触和走入法轮功修炼，实在是幸运之至。”
经历4·25 上访
1999年7月之前，清华的学生大多在“小树林”炼功，早上6至7点炼习第一到第四套功法，称为“动功”，站着炼；晚上10点至11点炼一小时“静功”，坐着炼。
4月25日早上到了“小树林”，王欣感到有些异样，发现炼功点人很少，而且没人炼功。就问了在场的一位同修，“同修说昨天天津抓人了，大家要去中央上访。我们就问，为什么天津抓人、打人了？”
4月22日，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写了一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并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天津法轮功学员去报社澄清事实，期间没有任何言语冲突和争执。但在23日和24日，警方暴力抓捕了45名学员，并告诉其他的学员去北京信访办解决问题。
王欣说，“大家一听是这样的情况，就说我们也都去上访好了，大家就坐了公交车，三三两两地就去了府右街。
“到了府右街那儿，人已经非常多了。早去的有一部分清华的同修在府右街的正门那里，我们就排到府右街拐角的一个侧面，就不是在正街上。
“大概下午2、3点鈡的时候，有一个女子骑着摩托车，戴着头盔和口罩，来到我们跟前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王欣感觉这个人不对劲，好像希望把事情闹大，“一看这个人吧，就不像我们同修，不像好人。她就煽动我们，要对着干。我也不能说她是特务，也不能说她是恶党的人，但她就不是我们修炼人。
“她就希望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她就说如果我们需要帮忙，她可以帮忙，或者找人帮忙，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因为时间很长了，记不起她说的原话，但知道她是想把事挑起来。”
王欣还注意到，不时就有人过来向他们打听。“我们当时在那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说你们谁是头啊，谁是头出来我们一块去怎么样。当时我们都保持和平、理性，不吱声，也没人搭理那些人，都静静地在那儿站着。”
“到了下午2、3点钟，有同修过来说，大家到府右街正街上去，别在侧面站着，中央领导看不见我们。”王欣就从侧面移到了府右街正街的右侧。远远的，看到清华的一些同修在正门附近。
大概下午4、5点钟的时候，王欣感到局势有点紧张。“同修之间传话说‘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再后来就看到发出了一些传单，不是我们学员做的传单，应该是国务院的传单，意思是你们赶紧走，如果不走的话后果自负。但是大家谁都没动，只是记着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
“再到了后来有点黑了的时候，所有的路灯全灭了，整条马路的路灯全黑了。这个时候，有些年长的人可能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但是我们这些学生，没意识到中共会无恶不作，只是感到这个气氛很诡异。后来有些年长的人说那个时候共产党可能就要动手了。”
当天，有法轮功学员看到士兵全副武装出现在街头的马路沿儿下，站在人行道第一排的学员就在枪口下。
黑暗中，人们静静的守候着，谁也没动。“大概过了半小时，灯又全亮了，什么也没发生。然后到了7、8点时，就传出消息来，天津那边放人了。大家撤。”
当天晚上约9点钟，法轮功学员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现场。
“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往回走，走的过程中呢，有捡纸屑的，捡烟头的。因为我们在路的尽头，我们是属于最后走的，看到地面已经很干净了，我们就把还剩下的一点点不容易注意到的垃圾捡走。那些警察看到我们也很感慨，说这帮孩子都挺好的。”
当天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据报导有上万人，府右街、文津街、西安门、北海、长安街等街头都站满了法轮功学员，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没有喧哗，也没有标语、口号；大家都静静的，秩序井然。人行道上都留出了给路人行走的通道，不管是行人、自行车、公交车或汽车都通畅无阻。
“那个时候街头有上万人，去卫生间都很不方便，大家都是在那儿排队，很长很长的队。因为我对当地比较熟悉，就去西单那边商场找卫生间，不熟悉的人就到附近的民宅区去找卫生间，尽管排很长的队，大家都整理得很干净，一点不乱。”
没有“围”更没有“攻”
有人质疑说，如果没有4·25，中共就不会镇压。对此王欣回答说，“4·25上访的起源就是罗干的连襟何祚庥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舆论先行的做法，对法轮功进行颠倒黑白的污蔑和诽谤，扣上令人发指的大帽子，其实已经是大规模迫害的前奏了。当学员们去发表何祚庥文章的杂志社反映情况之后，天津当局反而出动警察大肆抓人打人，并告诉学员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去中央上访。这明摆着你无论是进还是退，其结果都是要镇压。不上访，会直接将天津模式推向全国；上访，就让北京的警察领着学员到府右街，而不是去信访办，然后回头就扣上一个‘围攻中南海’的罪名。”
他还表示，“那天学员们表现得非常理性、平和，不但没有对国家机关造成任何冲击，而且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大小路口都让了出来，对附近的居民生活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既没有‘围’，更没有‘攻’。”受到不公的对待，找政府寻求帮助、澄清事实，这在王欣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包括王欣的父母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深感担忧。“我家知道我去了后，吓坏了。他们都是经历过历次运动的。当时中央说没有抓人、打人，没有不让人炼法轮功，没有这样的事，他们（王欣父母）反而说没有的事基本就是他们在干的事。”
王欣的父母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他们为王欣担心。
后记：
1999年10月，王欣被清华大学强迫休学。 2001年3月13日，他被绑架，并关押在北京看守所，同年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非法判刑9年，理由是在互联网上以及利用空飘气球传播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 2005年初王欣母亲抱憾离世，因监狱不放行，最终没能见上儿子一面。 2008年12月，王欣被迫害至弥留状态，监狱怕承担责任，通知其父亲和其他家人见最后一面。经过一星期的抢救，王欣恢复意识。 2010年7月，王欣被强行退学，清华大学给予其一张博士肄业证书。
出狱后，王欣一直是沈阳公安局的严控对象，不止一次是前脚到家，后脚警察就跟上门。特别是到敏感时期，警察对他的行踪更是严密审查，给其家人和亲友带来无尽的压力和痛苦。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他被迫离家，多次更换住处，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2019年3月，王欣携妻儿离开故土，目前生活在美国。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