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01日讯】中共人大常委会3月30日通过了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习近平签署75、76号主席令，正式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办法设下层层限制，把全民选举产生的、泛民为主的117位区议员，全部踢出行政长官选委会，改纳入政协等共产党组织人员。
立法会议席公众直选席次从原来的二分之一，降到约五分之一，且参选人要先后经过警方国安处审核、国安委审议、人大控制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三道关。参选资格一旦被取消不得上诉。不少人担忧，恐怕今后泛民连参选也成问题。
各界别的团体和企业，须获得所在界别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3年以上，才可成为该界别选民，大大缩减了香港公众参与政治的权利。
美国务院发言人深表关切，“这些改变违背了香港人的意愿，剥夺了港人自治中的发言权。”如外界所料，在今年立法会选举前恶劣改制，表明中共篡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方针，实行号称“爱国者治港”实为“爱党者治港”的方针。
港人对北京和港府的支持度近两年持续下跌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表示，最近多了很多新的民意机构，做各种不同的民调，其中有些在网上都找不到它们的资料。
“特别是喉舌报章，都会引用一些民调，来自某些机构，那些名字都很新的，我以前都没听过的。”对于中共在网上宣传二百多万人签名、七成港人支持“爱国者治港”和选举改制之类，他看过后指出，那些调查的本身都是不科学、有问题的，既不是科学抽样，问卷设计也带有明显的诱导性。
他以其中“香港公民社会研究”做的调查为例，其调查方法是通过微信做的，而微信不是香港人中普及的通讯软件，只有小众经常和大陆人联系的人才会用。第二，它不是科学抽样，传出去之后，收回多少算多少，显然也不能反映实情。第三，那些问卷本身的设计，严谨地看都是有问题的，“那些问题有很强烈的情绪色彩，字眼很有引导性，就很容易引导人去做某种的选择。”
这类不知名的，或者知道名、但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做的调查，近来很多。那些数据本身他不敢肯定，但要是和香港民意研究所做的调查做个对比，便真伪立见。“我们的抽样，完全是用一些原科学的方法来做的，所以是经得起世界各地的民调机构和专家的认证的。因为我们的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做了30年了，大家都应该对我们的操作是有信心的。”
他介绍，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抽样，全部都是根据严谨的抽样方式，和严谨的数据加权程序进行处理，以对比香港整体的情况，公式和问卷也都是公开的。
“我们没有做过有多少人支持‘爱国者治港’这类的调查，但你最简单的，看回我们一些其它的调查，比如说对特区政府啊，对北京政府啊，那个民望和支持度比较，你知道其实过去两年都是持续向低走的。”
五社会调查指标全部下跌 民主法治得分最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一个礼拜前公布的香港五个社会指标调查，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繁荣、安定，五个指标全都下跌，而且跌到了接近历史最低点。
“去年年底去到最低点，然后升回一点点，接着呢，最近又再跌下去，已经全部都贴近这个历史最低点的啦。全部都5分以下，10分满分。其中有两个，民主和法治是跌到3、4分以下的，是最低的两个。”“很明显，这两个数可以反映到，香港人对政府的做法相当地评价负面的。”
从这些严谨科学的调查结果，没有人能够得出，七八成人支持所谓“爱国者治港”，所谓“完善选举制度”。“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完善，是将香港选举制度拉向倒退，民主成分逐渐减低。”
相比很多新兴的不知背景的民调机构，他建议大家看他们做的调查，“你就知道，这些所谓八成、七成的这些（支持率），基本上都很难令人置信的。”
中共不给真民主 炮制假民意为政治需要
从2019年反修例运动至今，中共在这些大事上，不断地制造假民意。他分析说，因为民意明显是支持泛民的，而中共却不会给港人真民主，只有搞些假东西，来抵消真实民意的说服力。例如，控制有学院背景的民调机构，用很扭曲的抽样和问卷设计方法，炮制出它们需要的“民意数据”，以配合政治的需要。
“这些数据，当然你看到，香港没有什么人理会。”他说，2003年推国安法，政府就说民意支持，结果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2019年推送中条例的时候，政府也说很多人支持，却引发二百万人同时上街强烈反对。
“（建制派）搞了一些签名运动，当然我不会说签名运动就没意义的，签名运动也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动员民意支持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签名运动，它本来不能够反应一个全面情况，因为它没有一个抽样的过程。”而且签名运动有一个很清楚的政治意向和议题，“问卷调查或者民意调查，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指，所谓八十万人、二百多万人支持政府如何，用很简单的逻辑就知道，这些数据都是很难令人确信的。“二百多万人出来签名的话，你想一下要用多少个街站？用多少人手？要用多少天才能筹集到？”可悲的是，“以前的香港政府那些官员，都尽量避免引用这些，讲出来都令人笑的调查数据。但是你看到，现在林郑月娥都带头用了。”
他直言，当政府最高层，都不介意拿来明显掺一堆砂石的假数据，就可以知道它的意图，是政治的而非科学的了。
他倒不认为政府一定要顺从民意，如果政府真的有有力的理由证明自己对，就应该影响公众的看法。事实上，当权者根本就是错的，所以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唯有制造，或者依赖一些虚假的民意，来作为自己做法的一种借口，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没有出息的做法。”
香港内地化 恐吓市民压制民意
内地早就习惯了公然造假。他在多年前接待过一些从国内学院下来的单位，想借鉴他们的调查方式，“最后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的。那么可想而知呢，他们不是很敢于面对民意。”现在立法会也没有了民主派议员，他相信，中共会继续去遮掩扭曲，想方设法阻挡真实的民意在公众平台呈现。
“警方曾经试过两次，就用不同的理由上来，甚至收了我们一些电脑，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信息。”他说，“为什么民意调查这么科学，这么民主的东西，竟然会越来越被人觉得会有危险？”“就不是我们去回答，这个是整个社会要面对，政府、有权势的人要回答的问题。”
如今在他们调查过程中，多了一些以往罕见的情况。当问到对特首的评分，确实多了一些“我不是很想回答这些问题”之类的反应。
“有些市民他都害怕，因为我们打电话给他，我起码知道他电话了，那么他可能真的很害怕讲了之后被人查到电话是谁，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忧虑和恐惧。”至于那些人是不是公务员或教师，他不清楚，但一个政府“如果要用恐惧去压抑民意的话，很明显不是健康的。”
本着民主科学精神继续调查
他表示，他们会继续做民意调查，本着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能做多久做多久。“很直接的压力就暂时都没有的。不过你说，会不会令到那些人不敢再捐钱支持我们？会不会多了人不敢答我们的电话？那这个就要看长远的发展了。”
“民意调查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抽样是随机的，那么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被抽中。”他透露，过去受访者的个人资料，六个月之内一定会销毁。最新因应情势，变成三个月之内销毁。他坦诚说，其实是很有保障的。
在如今各种政治动员和表态活动难以进行、立法会没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议员背景下，民意调查就显得更加重要。“你不想做什么，你接我电话，回答问题就已经行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民意的那个参考价值呢，比过往任何时间都更加高。”他希望大家重视这一点，也不要容许这个社会连民意调查的平台都要操控、扼杀，而只能用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机构，用很偏颇的方法引导人抽样，“不应该被这些东西误导了我们。”
做学术工作出身的人，都有一种求真精神和科学态度，也都觉得，民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制度。得出的调查结果，有时未必是预计得到的，但是他们都会忠实地向公众反映，也是帮助北京和港府执政。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报告这个社会，是希望整个社会有进步的。而且这些东西，殖民地时代已经在做了，那我们到今天，我们是没有停止过任何一个我们过往做开的民调计划，我们继续做。”
年轻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跌至极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不仅18岁至29岁很年轻的人，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越来越抗拒，30岁至39岁的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也大幅度下跌。在“中国人”“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选项中，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只剩4%和5%。“我们的调查数据是那么科学得出来，那么你说什么爱国爱港、爱国爱党没有用的，你现在这个做法，似乎就制造一些相反的效果。”
他希望北京和特区政府知道，空叫口号在香港没有用，“叫完之后你做不到，接着你靠打击港台，不让人示威，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埋首沙堆，自欺欺人的做法。”
在“港版国安法”威吓下，大学管理层也在配合政府的做法，压抑着大学的公共空间，减少大学的社会角色。“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来的，其实大学是应该走出社会的嘛。”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很多学者已经收声不敢做了。
内地没有可靠民意数据 中共造神搞民粹倒回头
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正谋求连任第三届核心。钟剑华坦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问题是复杂的。但几十年来确立的“两任就要下”的人事更替制度，如果回头无疑是一种退步。本身中国政府就不是普遍选举产生，还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当然很有问题。
近年来不断神化和偶像化领导人，作为领导国家的依据，很明显与文明社会的进步相抵触。“甚至你说要否定民主，否定宪政，那么这个可以讲，就连晚清后期都比不上。”他指，满清时代，慈禧太后1906年颁布了第一条宪政，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怎么能又倒回头？
他强调，内地人民的真正意愿，遭到中共不同程度的掩饰，所以暂时还没有一个很可靠的民意数据。但是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共，现在是在搞民粹路线，鼓动国人今天抵制这个、明天反对那个，动不动就说人家辱华，很小的一件事就说别人反华，却从不反思自己的过错。“这些就是一些很民粹的反应了，真就是打着自己的嘴巴。那我觉得这一种做法，（只能）在国内收一时宣传之效。”
而在国际社会，去年有国际研究机构指出，全球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的观感都走向负面。日本每年都要做几次调查，日本人对于不同地区人民的反应，其中对中国人的好感是历史上最低。加上疫情的原因，在西方也多了许多对中国人的负面反应。“这基本上都同现在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及摆出来的姿态有关。”
中共威权适得其反 港人心越走越远
在香港，当中共动不动就讲“主权在我”，什么都由它主导，“那个人心认同都越走越远。”他举例说，20年前回归初期，中共尊重香港的一切，那时谁会想到嘘国歌、嘘国旗的？“你越是立法，搞《国旗法》、《国歌法》，嘘国歌、嘘国旗的行为就越来越普遍。”
中共拿来大陆的那一套流氓手法，以为靠强制就可以压低人民的不满，结果恰恰相反。不用吹嘘那些假民意，“你已经看到了，就是人心背向，越来越跟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所期望的向相反方向走。”
他希望北京和特区政府，细心看他们做的民意调查，不敢说完美，但却是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如果这些资料你都不正视，以为主观上做些事情就可以解决，这不就正好是社会主义要批判的唯心主义理论？我觉得这是相当有问题的。”
面对现在国际上的反对声浪，中共越来越强调党国不分，许多事情只好向国内动员。“动员国内的小粉红，你说一句新疆就是辱华，你可以这样动员，在香港，在一般的开放社会，你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有相反效果。”他相信，对于爱国就不能否定这个执政集团的歪理，香港人是怎么想的，大家都很清楚，骗不了人。
“你说爱一个国家，就要爱它的政体、爱它的政权、爱它的领袖。这些讲法，我相信香港人心目中，不要说有一定学识的人，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不对的。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一套行不通。”
他觉得，要想在香港有效推动对国家和体制的认同，首先就是国家的体制要合理。“就算陈独秀，共产党的老祖宗都讲过，你要人民爱国，首先你要令国家可爱才行。”如果中国被中共政权搞到这么不可爱，当然很难叫别人爱你。这就是香港现在面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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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