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智利就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政府邀请了“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注：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回智利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学中创立了经济学系的一群年轻男性）指导改革。这是一批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学者领导的经济学家。
他们得到了授权，以产权、低统一税、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和放松行业管制来重新设计智利的经济制度。弗里德曼在1991年写道，智利现在“拥有三样东西：政治自由、人民自由和经济自由。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实验，我们要看看智利是否能保持所有三项自由”。
四十年来，这个实验效果比任何人都想像的要好。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阿克塞尔‧凯泽（Axel Kaiser）的一项研究：“1975年至2015年间，智利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达到23,000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4年，智利的贫困率从45%下降到8%。”智利成为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三十年之内，一眨眼的历史。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一直憎恨自由市场改革。他们贬低芝加哥男孩为“法西斯”。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抨击这些政策（美国媒体的傀儡们也响应了他们的抗议），尽管智利成了南美洲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者编造了“不平等”的论调：“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穷，所以资本主义是邪恶的。”
他们渗透到智利所有的文化机构：媒体、学校、大学、天主教会、艺术、工会，甚至公司董事会。他们把有毒的集体主义信条传播给民众。
这听起来是不是和美国今天的情况很相似？
最终，左派发动政治政变。2013年，左派赢得智利总统职位。自由市场改革被系统地用“平分财富”的陈词滥调所取代。2020年10月，选民批准修改宪法，产权和法治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
智利现在正处于经济的自由落体阶段。穷人被压垮了。富人正在把钱从乡村转移出来。他们达到了“平等”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在受苦。
现在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我们自己正在进行一个经济转型。拜登政府承诺通过向公民发放数万亿美元的免费资金，给不工作的人支付比工作的人更多的钱，来帮助中产阶级。我们将借贷数万亿美元，还得祈祷中国人继续购买我们的债券以保证我们的货币能够维持下去。
许多受宪法保护的原则和国会的行为规则，如保护少数人权利的“议事阻挠”，可能都会被废止。选举法正在被改写，以利于现在执政的民主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数百万工人阶级加入工会并缴纳会费。左派说，别担心，这种强迫会帮助工人阶级的。真的吗？
一个强迫富人接受的税收增长即将到来，这将使从事生产的阶级和工作机会的创造者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税率为50%、60%和70%。
这个故事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智利所发生的可怕例子中。这是我们的孩子和大学生应该在课堂上学习的东西。但是这个希望很渺茫，因为左派现在也管理着我们的学校。
原文The Fall of Chile Is a Warning to Americ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是一位经济记者、作家和专栏作家。他合著的许多书中的最新一本是《川普经济学：振兴经济的“美国第一”计划》（Trumponomics: Inside the America First Plan to Revive Our Economy）。目前，摩尔还是经济自由与机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Freedom and Opportunity）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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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