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坚定地抱“骑墙”态度。
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肯定了前总统川普（特朗普）反对中共的坚定立场，甚至认同川普政府做出的“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对待构成种族灭绝”的认定。
在担任公职期间，我曾亲自参与过两届政府之间的国家安全审查，我知道，尽管公众对同样的政策提出夸张的政治批评，但新一届政府继续甚至加倍支持这种政策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么看来，国务卿布林肯的评论是智慧的选择了诚实面对真相，作出的重新保证性声明，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机械性重复。
但随后，拜登总统把一个本应很简单的问题搞砸了，将中国的维吾尔族灭绝归因于不同的文化标准，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拜登总统这种立场模糊的回答，损害了他自己的属下，并向一个有野心的、极权国家发出了潜在的模棱两可、甚至危险的信号。
这在国际关系中不是一件好事，历史上曾发生过误判，这些误判为二战前的欧洲、1950年北朝鲜的共产党军队攻入南韩、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等世界性灾难提供了动力。
中共及其有影响力的掮客阅读、聆听、细致地解读一切，所以拜登无心的评论很可能导致数百页的分析，为中共高层提供信息并影响他们。本届政府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不一致并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忽视。
好的方面
拜登任命的一些人表现出一种摒弃政治意识形态、支持上届政府工作的倾向。诚然，他们并不总是喜欢这种腔调或举止，但实际上，他们表示有意摒弃党派之争，继续推行川普时代的政策。
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这种智慧，俨然成了对中共不当行为，执行约束政策的领导者。如果华盛顿的两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有一丝希望，那么这是积极的、令人欣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称政府的做法“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强硬”。
建立政府对华政策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库尔特·坎贝尔博士（Kurt Campbell），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的负责人。他在某些方面也被认为是对华鹰派。坎贝尔博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亚洲”（Pacific Pivot）政策的设计师。
“重返亚洲”是一个明智和及时的战略倡议，我也参与其中。面临的挑战是，它是在国防部大幅提高效率（即裁员）以及非国防部门和机构冷淡参与的情况下推出的，这给我们实现这一政策提供很少的手段。但公平地说，政策主张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它积极迹象包括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赞扬川普总统对中共征收关税，并承诺继续对中共使用“实体清单”。
另一个趋势是，著名的反川普者和拜登支持者、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宣称要采取强有力的反华军事战略（这是川普主义的另一个名字）。
他明智地提出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和遏制中国（中共）的红线，主要是在中国的海岸线上。他对南中国海中共岛屿的描述是恰当的，是“诱人的目标”。我同意──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条会消耗资源的水上马其诺防线，要把他们约束起来，大大简化盟军、战略伙伴以及联合行动和策划者的问题。
大西洋理事会刚刚发布了由“匿名者”写的《更长的电报》（The Longer Telegram）。大西洋理事会与拜登阵营比较一致，但这篇文章阐述了非常强烈的反中共战略（他们不喜欢针对中共，而且对中共在美国境内的影响行动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我并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交叉对照，但是“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的许多原则在《更长的电报》中清楚地显示出来。这是川普主义之光，他们可能借鉴的想法令人鼓舞。
坏的方面
除了在维吾尔族问题上可能曲改历史，还有一些令人困惑的信号。民主党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条约。他们喜欢条约，如果执行得当并得到核查，条约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手段。核查是以行动来表达的有效方式。
中共除了加入《生物武器公约》（biowarfare Convention，简称BWC 用于防止生物武器发展和扩散）之外，没有加入其他少有的几个武器限制条约。我已经详细审查了《生物武器公约》，这是一个靠信任而不需核实的公约，使得中共在武汉的活动能够不受约束。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或示范性条约。
拜登政府出于和中共领导的中国进行条约对话的兴趣，希望扭转和结束将低当量核武器重新引入美国军火库的做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不负责任的举动。重新引进这些武器对扩张主义的中共和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拜登政府对孔子学院的政策模糊不清，令人不安。现在有人在梳理，到底是拜登总统彻底转变了川普总统在孔子学院问题上的方向和意图，还是川普政府在核发孔子学院许可上没有遵循令人头大的联邦规则制定程序。
不管怎样，孔子学院似乎已经开始重返校园。黑石 (BlackRock) 等华尔街公司继续允许中共进入资本市场令人震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川普政府时期，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Steven Mnuchin) 等内阁成员也有同样的问题。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一些拜登的政府人员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从属关系。（前中情局官员）山姆·法迪斯 (Sam Faddis) 和（前新西兰行动党副主席）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 记录了拜登政府内部许多与共产党有很少遮掩的 (或完全公开的) 联系的人物。
除非大赦所有拜登任命的官员，让他们自认并摆脱与中共的关系，其中一些可能是在中国被视为和平伙伴的时代的误判，否则，政府成员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令人不安。
所有这些情况都深深削弱了人们对拜登政府是否愿意与中共抗衡、扭转对拜登团队的亲中共渗透的信心。
丑陋的一面
分析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词是“模棱两可”。
我认为，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共产）国家，“模棱两可”是非常糟糕的主意。正如《更长的电报》所言，中共“蔑视”软弱，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模棱两可”可以互换。
中共在国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正如香港商人、民主活动家袁弓夷 (Elmer Yuen) 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期间与我讨论时所说的那样，（中共）经济基本上是欺诈，中共已经没有资金来人为地延续经济增长的表象。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可以预见，一个受到国内压力的极权国家只会做一件事，对外猛烈攻击。与其以后付出更高的代价，不如我们现在就努力去阻止和准备。
原文：Will the Real Biden China Policy Please Stand U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上校（已退役）是一名国家安全专家，曾在五个时代服务：冷战，和平红利，反恐战争，混乱的世界，以及现在的大国竞争。他是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战略和国际事务的前主任。可在 Gab: @ColonelRETJohn. 和Telegram: Daily Missive上关注他。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