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3月11日讯】美国教授沃瑟斯特伦（Jeff Wasserstrom）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说自己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再也不踏上中国大陆一步，至少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不去。
CNN3月10日发布长篇报导，通过采访一系列的西方人士，发现中共任意拘捕外国人士或进行“人质外交”，已经对西方的商人、学者、政客等产生了“寒蝉效应”。
加州的沃瑟斯特伦教授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多次前往中国，最后一次去中国是在2018年。虽然他的研究重点不是能立刻激怒中共的西藏或台湾问题，但他写过中国文化多样性和学生抗议活动的文章，并跟一些让共产党“明显不高兴”的人在一起工作过。
三年前，沃瑟斯特伦曾担心中共是否会给自己拒签，而现在，他考虑是否有会被无限期任意拘留的风险。沃瑟斯特伦说，虽然这种可能性可“相当小”，但一旦成真，后果不堪设想——那些被拘留的人或被关上好几年，无法与家人联系，也不知道何时被审判，他可不愿意赌一把。
这样想的西方人士，不只他一人。
两名加拿大人被拘 让很多西方人震惊
CNN采访了十多位学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媒体专业人士，他们在疫情之前经常多次到中国旅行，但如果疫情限制解除，他们说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心，可能不会去中国了。
其中几位国际商界人士表示，他们甚至会“注意”自己在中国境外的行为，以避免引起中共的愤怒，因为他们需要在中国做生意。
近年来，一些外国人被戏剧性地拘留，这让其他去中国的西方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一些人担心，当自己国家的政府与北京发生外交纠纷，自己可能沦为人质。
许多人说，2018年12月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共拘留的事件，是自己思想的“转折点”。
2018年，华为高管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后，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被中共拘捕。外界认为，北京拘留他们是为了获得帮助孟晚舟获释的筹码，但北京否认这一指控。
去年8月，在北京和堪培拉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华裔澳大利亚电视主播成蕾被中共当局拘押，之后以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将其正式逮捕。她的故事令人惊讶，因为她曾是中共环球电视网CGTN的节目主持人。
更多的跨国公司员工担忧陷入被拘留风险
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商业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的人质外交》的报告，该报告引用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例，告知美国企业在向中国派遣员工时应更加谨慎。
Hill & Associates公司的风险分析师尼利斯特（Thomas Nunlist）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需求专业指导，如何在中国减少被拘留风险、如何应对等。
尼利斯特表示，对于一般的商务人士、旅行者或学生来说，“被拘留的风险很低”。但他补充说，如果西方人持有双重国籍、有政府背景或有政治联系，或参与中共认为的“敏感活动”，则可能增加被拘留的风险。
根据尼利斯特的数据，2009年至2020年期间，媒体报导了五十多起涉及外国人被中共拘留或被阻止离开中国的案件。其中，28起涉及人权活动等所谓的“敏感活动”。
当事人没有犯罪 也可能被“禁止出境”
CNN报导，中共还发明了另一种形式的拘留，当事人往往不用坐牢，甚至不涉及犯罪。这是根据2012年的所谓《出境入境管理法》而发出的一种“出境禁令”，在中共治下，当局可以对未解决的民事案件使用出境禁令。
有时，中共安全官员会告知某些西方人，他们受到了出境禁令的限制；但其它时候，直到西方人士试图离开中国时，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被限制出境”了。
通常情况下，被限制人可以住在自己的公寓里，或在一定的社区内自由活动，这时，中国本身就成了他们无法离开的巨大监狱。
近年来“出境禁令”被越来越多地适用在外国籍华人身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公民，而他们本身在中国并没有面临任何指控。这些华裔人士被禁止离开中国，基本上是被当作“人质”或“诱饵”，引诱他们涉案的国外亲属回国。
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国会两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说：“美国公民在商业纠纷中被扣为事实上的人质，或（用来）胁迫家人回国的情况太多了。”
但“出境禁令”并不是专门用在华裔身上。去年9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得知被下达出境禁令后，在澳洲大使馆的帮助下逃离了中国。
陷入“卡夫卡式的噩梦”的爱尔兰商人
2019年2月，爱尔兰商人理查德‧奥哈罗兰（Richard O’Halloran）前往上海解决一起商业纠纷，涉及当局对其雇主闵建东非法集资的调查，奥哈罗兰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时，奥哈罗兰到达机场想返回爱尔兰时，才发现自己被禁止离开中国，之后他被迫成为闵建东刑事案件的证人。在这个过程中，奥哈罗兰每隔几个月就要去移民局办理延长出境禁令的手续，却没有被告知为什么被阻止出境，也没有被告知具体需要他提供什么。
奥哈罗兰的出境禁令终于在1月被取消。但正如都柏林议员巴里‧安德鲁斯（Barry Andrews）说的“卡夫卡式的噩梦”（Kafkaesque nightmare，形容如噩梦般地复杂、荒谬）一样，当奥哈罗兰再次去机场，希望回家给儿子过14岁生日时，他又被拦了下来。
他目前仍然在中国。
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不同，爱尔兰与中共政府没有明显冲突。奥哈罗兰被称为被中共禁止出境的第一位爱尔兰人。爱尔兰政府对公民发出旅行警告说，如果“个人、家人或雇主涉及法律事务或商业纠纷，他们可能会被禁止出境。”
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课题的环境恶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沃瑟斯特伦在读研究生时，很多海外研究中国课题的学者没去过中国，因为当时中国闭关锁国已经几十年。所以那个时间“该领域的主要英文著作都由在台湾做研究的人编写，或者在香港采访难民或移民。”沃瑟斯特伦说，现在习近平好像在倒行逆施，使得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环境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生、国立台湾大学访问学者莱夫‧纳克曼（Lev Nachman）说，与五六年前相比，现在研究中国课题是一个“更复杂的目标”。
“作为研究生，我们得到的新建议是，做一个不需要到中国实地考察的项目，因为获取资料和找到采访对象都很困难。”他说，“还有人身安全的风险。”
CNN分析，愿意前往中国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少，而疫情后的中国更加封闭，导致西方人很难拿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第一手的报导和研究，而目前全世界迫切需要了解中国。
沃瑟斯特伦说，更糟糕的事，海外学者可能也无法从香港来窥视大陆了，过去一年，香港的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也成为所谓“国家安全法”的目标。“我曾经以为，如果不能去大陆，我就多去香港，”沃瑟斯特伦说，“现在我觉得，香港也不安全。”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