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国大选表面上的结果是川普败选，其背后的实质是美国去民主化的令人震惊的事实。美国一向在推动民主化国家的政治进步，但是，那些发生在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倒退形式，如今同样发生在号称民主堡垒的美国。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长期以来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动摇美国民主制度的势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竞争对手，完全忽视了这种势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
一、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担忧
美国网络政论杂志《问题与见解》（Issues & Insights）1月7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民主党人可以将美国变成‘加利福尼亚国’”。作者指出，民主党的目标是要确保永久的多数，以便实施其极左议程；换句话说，他们想复制民主党在加州已经取得的成就。民主党人要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使其成为他们扩张和违反宪法的橡皮图章；他们也公开谈论如何把支持民主党的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变成美国的两个新的州，以增加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民主党也肯定会通过立法，使他们将来更容易赢得选举。加利福尼亚人正在见证民主党不懈地控制政府后的恶果，在成功地将共和党人边缘化后，加州实施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加税和环境法规。
这篇社论注意到了一党独大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思考下去，一党独大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我在去年12月27日《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和今年1月8日台湾《政经最前线》的专访中都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这次的大选舞弊不只是导致川普败选，而且意味着美国可能告别民主制度，进入“政治正确”派的专制。
在《第三波民主化》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美国政治学界按照熊彼特的传统概念，一般都认为，二十世纪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属于民主制度，其标准是，绝大部分强有力的集体决策者是通过公正、诚实和定期选举产生的。他还引用了政治学界的一位前辈达尔（Robert Dahl）对民主选举的两个定义，即竞争和公众参与。
一次关系到国家领导者的全国大选是否满足民主选举的要件，最关键的是不能发生大规模的、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选举舞弊（electoral fraud）。选举舞弊实际上就是恶意操作选举结果，它一方面破坏了候选人的正常竞争，另一方面剥夺了公民的自由选举权。选举舞弊产生的选举结果当然是不诚实、不公正的。用这个经典的衡量民主制度根基的尺度来思考，我们有理由担忧，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经动摇。
二、民主制度的屏障悄然崩塌
去年的大选舞弊，已有大量细节曝光。除了在摇摆州提起诉讼的舞弊案件里，有上万人宣誓作证，提供了大量证据，多位统计学家还指出了诸如拜登曲线之类的计票结果异常，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发布的几份选举舞弊报告也明确说明了选举舞弊的情况。1月7日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人看到中共病毒疫情“被利用”来扩大邮寄选票；在选举日，他们看到投票监督员被赶出或被阻挠监票；他们听到的报告说，有死人在投票，投票的人已搬到外地或登记地址无人居住，还有人投了两次票。选举官员拒绝将证据交给调查违规行为的人；法院拒绝听取所获得的证据，而是以程序理由驳回选举质疑。
为什么这样的大规模舞弊能够成功？为什么这次关于选举舞弊的诉讼都是民告官的民事诉讼，而没有检察官就此提起刑事诉讼？实际上，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民主制度的屏障正在悄然崩塌，而川普和他的近八千万选民也就成了受害者。
民主制度本来有一系列制度屏障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使他们的选举权不受侵犯，让公民反对的个人和政治势力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制度屏障包括：第一，立法机构必须立法保护大选的安全和公正；第二，有组织的选举舞弊这样的政治犯罪一旦发生，不管规模大小，司法系统的各级检察官都应违法必究，指挥执法部门展开调查，针对嫌疑人（不管他是哪一级的官员）依法提起刑事诉讼；第三，各级法院的法官必须违法必判，依法让所有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今年的情况是：在立法方面，很多州的议会并未充分履行保护选举安全和选举公正的立法责任，甚至有的州还通过了破坏选举安全和选举公正的法律；在司法方面，各级检察官基本上没有主动行动，而是袖手旁观，假装不知道选举舞弊的存在，而一些法官不是违法必究，而是违法不究，逃避司法职责。组成民主制度保护屏障的这些成员顺从了一个政治势力，而放弃了他们维护民主制度的政治责任。
除了这些政治层面民主制度的制度失灵之外，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另外几部分，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校教育的信息自由等早已遭到破坏。一些媒体转变成政党喉舌，不利于其偏爱政党的消息拒绝报导，同时全力抹黑其政治对手；主要社交媒体公司执行言论审查，采用警告和封号等手法，禁止公民充分发表意见；而大学和中小学系统里大部分学校早已按照“政治正确派”的标准，终止了校园内的自由信息传播，只灌输“政治正确派”的理念。
三、是民主倒退还是去民主化？
这次从联邦最高法院到各级州法院对选举舞弊的放纵，在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痕。美国在司法裁断上实行案例法，这次各级法院对选举舞弊的态度，将依惯例成为今后对选举舞弊的司法裁断依据。如此下去，在未来的选举中，如果“政治正确派”的既定选举目标无法达成，选举舞弊就可能再次登场，而通过司法途径制止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却被司法部门自己排除了。这样就会产生“政治正确派”长期的三权合一，加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校教育的管控，这种政治制度只剩下民主制度的形式，而实质上接近了一派专制。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是共产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民主化和民主倒退这个话题非常熟悉。凡是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动摇民主制度的现象，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这个词适用于民主化道路上的原共产党国家或非共产党政权，因为这些国家以前是专制或威权制度，民主制度动摇了，多半会导致威权制度复活，所以是一种民主制度的倒退。但民主倒退这个说法对美国不适用，美国立国之初就建立了牢固的民主制度，历数百年而不变，如今其民主制度的动摇，其实是一种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现象。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南希·贝梅奥（Nancy Bermeo）曾经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公然的民主倒退形式，例如政变和选举欺诈，已经减少，而更为微妙和“令人讨厌”的倒退形式增加了；这些民主倒退现象往往体现在民主机制的衰败，人们期待的那些保护民主价值观的机构却将民主倒退合法化了。贝梅奥从未想到，一旦左派价值观在美国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选举欺诈以及种种“微妙和‘令人讨厌’”的民主倒退形式，并不是民主化国家的专利，这些现象同样会发生在号称民主堡垒的美国，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整个美国政治学界完全忽视了民主堡垒内部发生去民主化过程的可能性。对世界上的民主政体而言，去民主化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也关系到它们各自民主制度的安危。
四、“民主老师”的困扰
从上个世纪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于在国际社会里扮演“民主老师”的角色。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都开设两门课，《美国政治》讲述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和原则，《比较政治》介绍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历程及其中的规律性现象。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因此习惯于从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出发，分析和比较民主化国家的各种道路和民主倒退的种种弊端；而美国推动民主化国家政治进步的话语，一向教导这些国家的人们要深刻理解美式民主制度的范式。
今后“民主老师”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的困扰。他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教导民主化国家的人们如何完善民主制度，要避免民主倒退；然而，他们的“学生”或许会困惑地提出一个问题：“老师，你们讲的民主倒退问题，不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吗？我们还要学习美国的‘进步主义’道路吗？按照美国的当下做法，民主倒退不就是民主化的目标吗？”
美国“民主老师”讲授的民主倒退常见方式如下：一，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采用渐进策略，将民主制度缓慢地以几乎看不见的步伐瓦解掉，产生一个不再民主的政府，使用看似合法的反民主的法律机制，将反民主的做法隐藏在法律的掩盖之下；二，选举期间实行战略骚扰和操纵，不让媒体报导政治对手，甚至诬陷政治对手；三，对选举过程非法干预，或通过增加获胜候选人的投票份额，压低竞争对手候选人的投票份额，或两者兼而有之；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被削弱，使得政治反对派无力挑战政府、追究其责任或替代它；五，司法独立遭到破坏；六，打击政治反对派，扶持“花瓶党”。
事实上，过去多年美国社会上所出现的现象，以及去年美国大选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与美国一贯批评的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倒退现象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民主化国家，这些现象属于民主倒退，而在美国，这种去民主化现象会被“政治正确派”称为“民主的进步”。也许，今后美国大学政治系的课程要大加修改了，《比较政治》课还会讲民主倒退，而《美国政治》课则要把去民主化硬解释成“进步主义”的成果。
这一节并非在“掉书袋”，而是用“民主老师”自己的话语打“政治正确派”的脸。
五、马克思主义是民主制度的死敌
当前，一些华人对美国当前的去民主化现象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种种做法极为熟悉，因此，当类似现象被“政治正确派”营造出来之后，这些华人心中的美国民主灯塔熄灭了。但同时也有另一些华人觉得，因为中共正在批评美国的民主和川普，所以不能迎合中共、批评美国。其实，问题的焦点不是中共，中共的立场也不是评判美国政治演变的标准。中共永远在批评美国，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眼里及其外宣媒体的口中，总是弊端丛生的。
民主制度是全球多数国家认同和捍卫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澳洲等多国领导人借推特封川普账号这个机会，公开指责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这样的指责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其背后隐含着对美国“政治正确派”的去民主化作为的不满。全球民主制度的光辉不会因为美国“灯塔”的熄灭而被遮蔽，美国的去民主化只会引起民主国家对来自内部的颠覆势力的高度警惕。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去民主化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美其它的民主国家？当那些民主倒退的国家出现同类现象时，西方国家的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不公、经济困难是主要原因。而在美国，这类问题却实际上是煽动去民主化的借口或手段，而并非去民主化的真正动因。
事实上，主导去民主化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偏好新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我去年8月10日刊登在《大纪元》上的文章《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专门介绍过这一重要背景。一些马克思主义信徒们为了实现一统天下和为所欲为的野心，视民主制度为其政治野心的绊脚石和捆绑绳索，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摧毁着民主制度的核心——自由选举，同时也销蚀着民主制度的司法、立法、执法屏障。
从这个角度来看，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长期以来已经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动摇美国民主制度的势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竞争对手，完全忽视了这种势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由此也可以发现，去年大选以来，川普并不真明白他所维护的究竟是什么；而他的选民虽然在支持川普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去民主化的不满，但其中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他们要支持的，其实是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要阻止美国的民主制度被空心化。这次美国大选舞弊情形发生前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人心的败坏，而是这股政治势力正试图把美国变成一派专政的国家；“政治正确派”通过一派专政所希望实现的，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经济目标，也就是消灭真正的民主，也消灭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民主制度的死敌，它通过“政治正确派”的认知和策划，转化为动摇美国民主制度基础的一系列行动，这就是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逆变的最大教训。
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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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