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够在大陆施虐横行达八十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有谎言文化为它充当吹鼓手和卫道士。这八十多年里，特别是中共当政后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谎言与暴力结伴同行，给大陆民众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祸害。因此，要埋葬中共的独裁暴政，必须解体支撑它的谎言文化。
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也说，“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说到底，专制社会就像是一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要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气球就会轰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么，怎样才能解体谎言文化呢？应该怎样解体谎言文化呢？我们的看法是：解体“谎言文化”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须走一条和平理性的道路。简单讲，关键就是三个字：说真话！用当年捷克知识分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话讲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实中”。
“说真话”的第一步是拒绝说谎。当独裁者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编造和传播谎言时，当许多人在高压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谎言时，你能够勇敢地选择沉默，让谎言车间的流水线和谎言传播机器的链条在你这里瘫痪。
拒绝说谎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呢？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既不会伤害到别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也不愿意唯心地写这种所谓的“检查”。因为他觉得，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两位美国作家所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索尔．贝娄） “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玛雅．安杰洛）
拒绝说谎不仅是自己不参与说谎，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别人的谎言，特别是独裁者的谎言。比如，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仅仅拒绝说谎还是不够的，“说真话”的第二步是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它比拒绝说谎风险更大，更难做到，境界当然更高，意义也更大。如果说拒绝说谎只是减弱了谎言文化的声势，缩小了谎言文化的市场，那么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则使一切谎言原形毕露，并让说谎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给了谎言文化以致命的一击。
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揭穿中共谎言，坚持说真话的代表。因为说真话，他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一直遭到当局的排斥，但却至死立场不改。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数人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其实，吴祖光先生并没有讲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贵就在于大胆地戳破了虚假，揭穿了谎言的真实面目。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不但直接间接地维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也亵渎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自尊。
“说真话”不仅是为了解体中共的谎言文化，也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捍卫自己的自尊，
说真话当然会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他又遭驱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维尔也曾因为说真话被剥夺了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充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人并没有退缩。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分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当大家都开始说真话时，谎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那一天也是我们炎黄子孙恢复做人尊严的大喜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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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