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非洲共产主义：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甚至在冷战尚未全面进行之前，法国就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反殖民斗争之间建立关联。在被美国要求放弃海外殖民地的压力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试图使华盛顿相信，向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任何屈服都等于自动邀请莫斯科接管。列宁的老话一次又一次地被搬出来以支持这种观点：他曾说过，从东方通往巴黎的道路穿过阿尔及利亚。直到美国在越南战败后出现真空，非洲与共产主义这两种怪异和熟悉事物的奇怪混合体才真正融合在一起。当时，亲苏政权在非洲曾属于葡萄牙的部分以及埃塞俄比亚占了上风。第一次，这些国家似乎不只是地缘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尽管社会主义对西方认为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行控制的持续威胁依然存在，但似乎更令人担忧的是，共产主义为第三世界提供的虚幻疗法在解决不发达方面的明显成功。这些国家历经苦难之后，他们的领导人似乎相信，历史的力量将使他们成为光辉的十月革命的最终继承者。
非洲式共产主义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不久后，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的图西人因被怀疑支持波尔布特，而被贴上“黑色高棉人”的标签。同时，他们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领导人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被法国人贴上“美国人”的标签，法国人一直提防着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可能对讲法语的非洲进行的干预。非洲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的政治极其复杂，可以很好地说明非洲政治局势观察者所面临的困难。西方总是把自己的政治幻想投射到这块“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上。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将难以在不陷入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city）的情况下谈论“非洲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关于非洲国家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角色真实与否的辩论，所采取的形式与全世界其它形式的共产主义并无不同。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连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都欣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开始给我们造成严重问题。”戴高乐将军一直认为苏联首先是个俄罗斯国家，那么为何不应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视为该国克里奥尔人（Creole）、印度人和姆班杜人（Mbundu）的民族大杂烩的马列主义表达呢？人们常常拒绝给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就像马克思主义极左派特别是托派拒绝给斯大林本人贴上该标签一样。
尽管如此，非洲这些运动在1974～1991年整个这一时期都认真参考了马克思、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联。苏联和共产国际中的关键人物及其支持者都认真对待了这些参考。共产党组织中的实际成员当然仅限于少数：1939年，苏联对整个非洲共产党员人数的估计仅为5,000左右，到70年代初增加至6万。但共产党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许多例子表明，在列宁主义逻辑中，社会权力关系和先锋党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远比给社会注入共产党的道德观更为重要。新领导人一掌权，就象征性地划分了格局，小心翼翼地与50年代和60年代首波独立运动的“非洲社会主义”进行了重大决裂。从第一波失败中要汲取的教训相当清楚。如果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坦桑尼亚实施的公社农业政策（ujatnaa）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那是因为，正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和埃塞俄比亚专家所指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还没有充分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采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框架使新的精英们能够避免部落主义的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是本国面临的主要风险，而这种危险本来会自然地起因于农民中传统的团结纽带。就像早先在欧洲那样，政权的作用是建设国家，这已被人们所预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领导人希望，由于这一国家建设进程，他们将获准进入国际社会。降落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Maputo）机场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宣布他正进入“人类自由区”之一的布告牌。
照亮机场正面的标语不是怂恿人们忽略人权，而是说明共产党计划的两个不同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南非相对；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加入共产党世界秩序。像莫桑比克一样，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也加入了“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行列。苏联分析家自赫鲁晓夫时代起就完善了他们的术语。新的进步国家的出现要求发明新的词汇，来描述已经与资本主义决裂但（与古巴或越南不同）还不能真正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从苏联获得经济援助的保证，但对非洲国家而言，这并不总是能唾手可得。大多数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西方的财政援助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合作的军事方面是自共产国际最早期以来就已存在的“红色帝国主义”长期传统的一部分，确立了援助国际无产阶级的绝对义务。尽管苏联武器被提供给非洲许多地区，但这里讨论的3个国家是苏联军事援助的主要接受国。这些国家受益于由全世界共产党网络所提供的一整批资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后期，除了在整个非洲大陆可以找到的8,850名苏联顾问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还有53,900名古巴人和一大批东德专家。东德人和古巴人专门协助当地的安全部门。
在安哥拉的MPLA、莫桑比克的Frelimo和埃塞俄比亚的德尔格（Dergue）/埃塞俄比亚工人党（Ethiopian Workers’ Party）采用马列主义的辞令时，肯定有可能发现古代史学家称之为“诠释”的过程，例如，高卢（Gaul）的异教众神通过它以罗马形式长期存在。这种“工具化”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从埃塞俄比亚帝国官僚利用共产党模式的真正集中化潜力来巩固自身控制权的方式，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尽管如此，无论这种解释性模型可能有多强大，都可以识别出非洲共产党政策的几个共同而显着的特征。单独来看，其中不少也可以在非洲其它国家中找到，其中包括对多元主义的拒绝以及只有执政党才是真正先锋队的思想。不过，莫斯科把“依靠革命理论的先锋党”这一标签只给了安哥拉的MPLA劳动党（MPLA Workers’ Party）、莫桑比克的Frelimo、刚果劳动党以及1984年成立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在非洲其它地方发现的另一个特征是类似黑手党的“饥饿政治”。这种安排是因缺少中产阶级而出现的。它意味着个人只能通过国家来致富。当然，国家对所有职位的控制并不是非洲所独有的做法。不过，这3个政权主要的根本目的，在形式和修辞表述上是相同的。它可以很简单地定义为：创造“新人”，授权真理部决定应从祖传民俗中保留或根除什么。
也许有人仍想知道，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集市上，为何这些非洲国家决定遵循马列主义，而不是某种其它的理论。此处辩论的一个要素，可能是该学说的先前支持者对暴力令人眩晕的使用所施加的魔力。对西方研究人员来说，极权主义与1914年至1945年欧洲盛行的“战争文化”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点正变得显而易见。类似的，非洲历史上的共产党时代很可能与该洲漫长的暴力历史有关。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它源于对3个摩尼教式对立的关注：殖民地时期前的谐和与野蛮、殖民秩序与压迫，以及独立后随之而来的混乱与新殖民主义的泛滥。共产主义非洲绝不是该洲唯一的暴力中心：尼日利亚的比亚法拉内战（Biafran civil war）和卢旺达胡图族人实施的种族灭绝都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绝望。但是，撇开对数字的争执不谈，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暴力行为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犯罪特性。例如，国家试图通过对传统乡村的强制“村有化”（villagization）来重塑社会机体，以及利用饥饿作为政府政策的工具。这种策略是研究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所熟悉的，即使他们没有关于非洲的专门知识。同样熟悉的是党的清洗和对所有对手的清算，无论对手是左派组织还是民族主义的、党派的、宗教的或种族的反对力量。
尽管大规模屠杀比过去更难以掩盖，但非洲已经发生了几起大规模暴行。对于那些无需以公正的态度观察事件的评论人士来说，马列主义国家的这些主动行动似乎只是对反革命力量的一种慎重反应。这种由国家支持的暴力的合法性之争，最初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又再次兴起。其他试图保持公正的评论人士则经常援引“情势暴政”（tyranny of circumstances）一词。在这方面，西方对这3个国家的争执（其中不包括与其它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非洲国家的比较），证明了它们在这里被挑选出来予以特别关注是有道理的。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除了过去遗留问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主义这对传统的孪生罪恶外，共产党官员还经常强调，有其它自然力量在起作用，特别是无尽的干旱危险。但除了降雨量的变化和种族因素外，对某种非洲之魂的指责也一直颇具诱惑力。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其时代的产物，与它们是其传统的产物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极权主义的杀戮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