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许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担忧这场大选的结果。因为不管是谁最终领导这个国家，都将对经济、最高法院、中共病毒应对、法律与秩序和言论自由等社会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场选举的赌注，还远不止这些。情报机构、司法部和FBI（联邦调查局）的腐败，仍然亟待解决。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尚且不能拨乱反正；我相信，如果落到拜登手里，这一切将更加艰难。
想想吧，我们现在都看明白了：2016年时，是政府中的奸佞与民主党操控的政治机构串通一气，在破坏唐纳德‧川普（特朗普）的竞选。在被这些机构和媒体抹黑多年后，就连参与穆勒特别调查组的川普政敌，都只能承认，“通俄指控”不成立，也没有任何美国人里通俄罗斯。
可眼下，另一场选举风暴已然发生。这对中立者来说，是对当代民主的最大挑衅。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为此担责。四年前就发生过的各种选举舞弊、腐败，本来应该及时处理，以免重蹈覆辙。可是那些身在其位、理当有所作为的官员，都在拖延和观望。最后，他们说，太过接近大选，此刻采取行动，时机不对。
他们都没抓住重点，当然也可能是在刻意回避。像是政府官员操控选举、试图干预政治机制，这样的腐败问题，应当在2020年大选之前得到解决，这是作为防止舞弊和干扰的第一步。这样紧迫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搁置。
直到今天，一些参与不法行为的官员，仍然身居高位。他们中，不乏有被司法部总检察长在一年前就点名的人（这位总检察长，是奥巴马政府任命的）。这些官员，仍旧拿着公家俸禄，左右着公共政策和政府机构的决定。对那些非法泄露机密的人，也从未见到任何实质意义的制裁。前FBI主管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擅自泄露与川普的谈话备忘录。总检察长建议就此发起刑事诉讼，但却被司法部不了了之。
后来，直到总检察长报告（IG report）发表以后，迫于压力，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才开始抽样，调查其它的FBI监听案，看是否同样存在不当行为。
调查的结果是，在每一宗监听案中，都存在违规。但是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些不法探员的追责，没有任何进展；美国人无从知晓，这些违规监听针对的究竟是谁。甚至，连这些被不当监听的美国人，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这些由情报界通过不当监听，收集到的信息档案，究竟是被销毁了，还是转交给了受害者本人？外界无从得知。
川普的前竞选顾问卡特‧佩吉（Carter Page），就曾被不当监听。但未有任何涉案的政府官员，因触犯隐私而被追责；就佩吉受到的名誉侵害，其本人连任何道歉也没收到过。 FBI行动电话中的记录和证据，被多次非法销毁，最后无人担责。多项刑事指控被司法部不了了之；光是参议员对情报人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的指控，就已经拖了好几年了，至今没有任何司法行动。
这些针对美国公民的非法监听，甚至没有人愿意去深入调查。就连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官员都表示，有人冒其名，指挥了多宗监听。如果有人愿意调查的话，单凭这一条线索，就能轻而易举地挖出最惊人的腐败。这些例子数不胜数。
那些忙着拖延和掩盖的，不光是民主党人。许多共和党人都在搪塞，“我们只能揭露事实，可是无权起诉”，要么说“好吧，我们得看看有没有触犯哪条法律。”
他们的目光太过短浅。当务之急，不是要探究FBI律师篡改卷宗时，究竟触犯了哪条法律。有证据表明，我们面临的，是大范围的违规、舞弊，和针对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恶意破坏。这不是外国势力干的，而是政府部门中，一些拿着纳税人俸禄的美国人做的。
更大的危机是什么？
是对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了情报界、FBI、司法部和国会。国会长年以来，对情报机构中的滥权监听，视而不见。正在流失公信力的，还有法院、我们的选举系统和政府的其它机制，至于媒体、社交平台和网络，就更别提了。媒体已惯于对这些议题进行一面倒的报导；而网络更是大规模地操纵，通过信息审查，来达到商业和政治目地。
不管最终结局是什么，2020年大选以后，我们国家长久以来赖以运作的政府机构，将面临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而两党中，还没有一方表达明确意愿，要扭转腐败，重塑公信力。
原文The Real Election Crisi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沙里尔•阿特基森（Sharyl Attkisson），是《纽约时报》最新畅销书《倾斜》（Slanted）的作者。她曾五次获艾美奖，担任过多家媒体的全美新闻记者（包括CBS News、PBS和CNN），同时也是Sinclair电视台每周新闻栏目《全力以赴》（Full Measure with Sharyl Attkisson）的主持人。她的报导还曾获默罗新闻奖（Edward R. Murrow Award）。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