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1月07日讯】最近几天，《纽约邮报》对前副总统乔·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交易进行了一系列的曝光。
在第一篇报导抛出后不久，推特（Twitter）就阻止用户在公众号和直接消息中链接到该报导。而Facebook的传播经理安迪·斯通（Andy Stone）公开宣布，Facebook将“减少传播量”。
此后，杰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创始人）在推特上表示，他们的“沟通”“不是很好”，“直接屏蔽网址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采访《纽约邮报》的专栏编辑、即将出版的书《未断的线：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发现传统智慧》（The Unbroken Thread: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Tradition in an Age of Chaos.）的作者索赫拉布∙阿赫玛利（Sohrab Ahmari）。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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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索赫拉布∙阿赫玛利，很高兴与你交谈。
阿赫玛利：谢谢你。
杨杰凯：过去48小时发生了很多事情。《纽约邮报》发表了一篇、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故事，有关从（前副总统乔∙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电脑中修复的硬盘上获得的重磅新闻。这些大量的、非常重要的报导，看上去出处是众所周知的。而你遭遇了新闻审查。能否简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赫玛利：简略地说，我们获得了我们相信属于亨特∙拜登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其中包括——你可以想到，硬盘是一个信息宝库——其它东西先不说，还有很多电子邮件暗示或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并不是东欧能源市场专家的亨特∙拜登，却能在一家相当可疑的乌克兰能源公司布瑞斯玛（Burisma）的董事会任职并拿到至少每月5万美元的报酬。看上去他安排了一个布瑞斯玛公司高管和他父亲会面。而他父亲当时是美国副总统，是世界上第二有权势的人，而且在乌克兰的事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公布了这件事。我们对它的来源非常透明。对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是非常透明的。我们的报导非常谨慎。然后在我们发布的当天早上，我们首先从Facebook的一位传播总监那里听说——这个总监在加入Facebook之前曾为民主党议员工作过——在事实核查之前，他们将减少这篇报导的传播数量。这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在那时，对这篇报导的事实依据并没有任何争议，现在也没有。换句话说，拜登竞选团队没有出来说：“不，那不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或者“这些电子邮件是假的”或类似的话。我们一直在做的是讲述我们的故事，根据新闻进行我们的报导。
今天似乎Twitter至少对最初的那篇乌克兰故事解除了封锁。现在你可以分享它。你的观众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它。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nypost.com上找到它。观众们可以自己去看我们报导的深度和品质。
杨杰凯：是的。在我们做这个采访前5分钟我查过，第一篇关于乌克兰的报导确实已经解禁了。但是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拜登家族）与中国关系，到现在还没有解禁。
阿赫玛利：是的。这恰恰说明这些科技垄断企业掌握了多少不受限制的权力。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在这些平台上面临生死关头。如果言论自由真实且重要，那就必须在这些平台上实际存在。然而，它似乎却受制于硅谷亿万富翁们的意志。
杨杰凯：在这些审查发生后，Twitter CEO杰克∙多西（Jack Dorsey）说，Twitter“沟通不良”。我相信这是他说的要点。随后，Twitter的法律政策和安全负责人维贾亚·加德（Vijaya Gadde）说，他们需要修改他们在黑客非法获取材料上的政策。首先，这个新闻中真的有黑客非法获取的材料吗？
阿赫玛利：明确的说：没有。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事件经过。某人——再次声明，我们不确定是否是亨特，我们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点——某人把他的笔记本电脑送到了一家笔记本维修店维修。他们没有去取这台电脑，也没有支付维修的费用。这个维修工，因此，开始查看电脑上的信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资料。所以他通知了FBI。但在把电脑交给FBI之前，他做了一份硬盘拷贝。鲁迪∙朱利安尼的律师鲍勃∙科斯特洛获得了这个拷贝。我们从史蒂夫∙班农先生那里听说有这么一个硬盘。最终我们通过Kirovitz博士从朱利安尼先生那里得到了这个硬盘。这比（《纽约时报》有关）川普税表故事的来源要透明得多。
但是，有种观点——说到了哲学上的问题——有种观点认为记者可报导的唯一故事是那些故事主体想要授权或给予许可的故事。这与新闻的整个精神、你和我所做的事情相悖。有人应该告诉Twitter（《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注：美国国防部对1945—1967年间美国在越南政治军事卷入评估的秘密报告，1971年该文件由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先后泄漏给《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并刊于头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经最高法院判决允许发表）；有人应该告诉Twitter 20世纪初出现了专门揭发丑闻的记者。新闻业的要义就是披露有权势者不希望看到披露的东西。否则你做的就不是新闻。如果他们希望它公布，你所做的就是公共关系。
所以，如果公平应用这个（不允许）未经授权发布的标准，那么川普的税表故事也应该被禁止，斯蒂尔档案——顺便说一下，该档案证明完全是耸人听闻和虚假的——应该被禁止和封杀。几周前曝出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电话的故事，也是未经授权的发布，应该被封禁。因此很明显（Twitter的封杀）这是个偏颇的措施。这些措施只被用于某种类型的故事和某种类型的主题，而对其它故事和主题却不受约束。
杨杰凯：鉴于我们在Twitter方面至少看到了某种转变，我记得他们将把帖文附上警告标签或类似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如何判定这些贴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吧——我们简短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大纪元时报》的看法——这种审查、审查公然发生了这个事实，是否它们——无论是Twitter还是Facebook——这次承认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出版商？
阿赫玛利：我的观点是，作为一名作家和评论编辑，（我认为）这些公司的行为方式并不像立法者在颁布（《联邦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时所想像的那样。该条款是使它们豁免像《大纪元时报》或《纽约邮报》或福克斯新闻这样的出版商所面临责任的法条，其理由是它们有点像公告牌。是的，它们可以审查淫秽和其它类型的极端材料或类似信息。尽管如此，它们即使这样做，法律也不会把它们当作出版商，而是豁免其责任，比方说，诽谤或诋毁。
但现在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法律是对今天的现实是不够了，因为它们的行为就像出版商。它们偏好某种叙事方式。换句话说，Twitter它不仅审查，而且颇为卖力。如果你打开你的Twitter应用，有一个称作好像是“发现”或类似的区域。在那里它们推送自己选择的故事，并且有明确的编辑偏好。它们发表了来自《华盛顿邮报》“揭穿”我们新闻的文章。顺便说一句，该文章包括公然的虚假信息。其“揭穿”文章说，乔∙拜登从来没有敦促（乌克兰政府）解雇追究他儿子公司的乌克兰检察官，从来没有敦促解雇他。他当然有，因为我们有乔∙拜登的录像。他骄傲地说：“是我逼他们干的，那个检察官被解雇了。”
但我想说的是，Twitter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编辑。它的做为像一份报纸、像个出版商。它有一个世界观。因此，它应该承担像你们在《大纪元时报》或我们在《纽约邮报》或任何其它出版物所面临的类似责任。如果他们这样做才是公平的。
杨杰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艾吉·派伊（Ajit Pai）已经——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故意——他宣布，他已经提出动议让FCC解释230条款，并开始根据该条款制定规则。
阿赫玛利：这当然很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立法更快。国会已经不再真正立法了。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会看到立法者对230条款进行改革。我们所有的立法其实都是通过行政权力或行政行为进行的。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FCC似乎认为他们有权力对第230条的真正含义或意图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所以我对这一行动和派伊主席的勇气表示欢迎。
杨杰凯：最后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在这里引用你的话。在你昨天写的专栏文章中，你说：“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我们这个世纪的面目。”我很想喜欢读出这整句话，因为它写得精彩极了。我想知道你是否能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
阿赫玛利：当我们想到极权主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20世纪的那些政权——纳粹德国、苏俄、铁幕，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权。它们都是老一套：拔掉你的指甲、把人关进新疆的教育营等等。这些都是存在的。但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微妙的极权主义。它不会用在你的指甲下钉钉子、在你的指甲下钉螺丝钉来威胁你，而是利用你喜欢舒坦点儿的特点，威胁你社区、你工作中人们对你的接受程度或者是报纸发表报导的能力。只要有这种微妙的寒蝉效应，可能就足够了。在西方先进社会，极权主义不一定要采取《1984》中的形式，比如在你脸上踏上靴子的酷刑等等，而是更加微妙。
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这一事件之后，（“政客”（Politico）网站）记者杰克∙谢尔曼（Jake Sherman）——完全是主流媒体记者——发表了一篇可怜的道歉，只因为他的推特账号转发了我们的故事。“在分享之前，我应该更仔细地阅读它。我很抱歉，请原谅我。”这种忏悔仿佛就是一种自我批评会。那么这向其他记者传递了什么消息呢？这是一种微妙的信号：如果你分享的故事违背了（左派）叙事，你的账户可能会被锁定、你可能不得不忏悔。因此它制造了一个从众的气氛，类似于老式的极权主义政权。但它却不会有血腥、可怕的酷刑手段或古拉格。
杨杰凯：这真的很吸引人。当我看到这个事件，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个是正像你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被迫忏悔，而逼迫是很隐蔽的。被逼迫的人知道，如果不忏悔的话，你就会被所谓的“取消”或者变成任何人不敢触碰的东西等等。第二，我在思考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它在香港和其它国家促使自我审查的广泛影响。这些事件有一些相似之处。坦率地说，我深感不安。
阿赫玛利：是的，我有同感。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警惕、勇敢、留神。我们所有相信民主的人都依赖信息自由。
杨杰凯：好，阿赫玛利，在我们结束访谈之前，你有什么结语？
阿赫玛利：我只想感谢你们邀请我，感谢你们关注这个故事。我想再次鼓励大家，这将是我的最后一句话——它们把这件事当成是某个可疑网站发布的材料——我鼓励大家去看看nypost.com、看看我们的报导、自己去判断，不要在你还没来得及看的时候就被他人塑造了你的认知。记住，《纽约邮报》是由（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办的。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连续出版的报纸。这些机构、这些新的机构、这些硅谷的后起之秀，他们怎么敢试图压制像汉密尔顿创办的报纸这样的声音。
杨杰凯：阿赫玛利，很高兴你能接受访问。
阿赫玛利：谢谢你邀请我。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