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经济和世界的警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核心主题，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商务、3D打印和替代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高达数千亿美元。
在这个技术欣欣向荣的时代，社会对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范围已经变得异常无力批判甚至于无视。
消费者希望有更快更好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以及更多的数字娱乐和游戏。人们对自动化汽车、远程健康监测和家庭监控系统充满热情。各国政府竞相扩大高速互联网的覆盖面，而家庭也在努力跟上最新的技术进步。
在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民主世界中，侧重点仍然是个人服务和技术改进，人们很少关注新兴技术的侵入性潜力。在现实中偶尔发生的现象会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中：在英国的退欧（Brexit）公投期间的数字操纵，关于俄罗斯主导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指控，被抛弃的恋人采取私人羞辱的方式，以及社交媒体的围攻。
消费者应该对犯罪分子侵入他们生活的力度感到震惊。
专制国家在实施当代科学创新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很少受到关注。鲜为人知的是，民主国家对个人隐私、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公司的法律监督这些最根深蒂固的原则是如何使这些国家处于严重的技术缺陷之中的。
国际观察员对于最近关于中共进行技术监控的报导感到担忧。虽然大部分的关注集中在对维吾尔族的压迫上，但现实中的挑战要大得多。社会信用是中共对其公民进行广泛数字监控的名称，它对于国家监控个人行为赋予了超乎寻常的能力。
中国的数字监控无处不在，而且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大；中共的人脸识别技术在技术和应用上都很先进。许多国际观察家担心中国在国际上利用其数字影响力。
例如，全球对华为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对该公司5G技术的监控潜力的认知上。互联网的广泛覆盖、嵌入式技术的技术复杂性以及对软件的强烈需求，意味着数字和技术能力远远超过了个人甚至国家充分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西方，对侵入性数字技术的批评被描述为“监视资本主义”。大公司，特别是Twitter、Facebook和谷歌，被传唤到国会听证会上为公司行为辩护。在欧洲，政府的干预相对温和，主要集中在确保税收方面。
但对当前技术的困扰掩盖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在民主国家，研究人员受到道德要求、版权和专利以及法律义务的限制。政治家们对克隆和干细胞研究等有争议的话题避而不谈，而把资金集中在“更安全”的话题上，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创新技术的运作存在着重大障碍。
专制国家的这种限制较少。
中共正在做或被指控做的许多事情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正如俄罗斯和朝鲜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专制国家不受烦人规则的约束。公民自由和法治作为民主制度的绝对基础实际上可能是创新和技术实施的重要障碍，看起来这似乎是最残酷的一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技术创新由两股力量推动：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特别是通过军事和太空支出、核部门和大学研究人员），以及利用数十亿美元私人股本的自由商业部门。最近，专制政权的国家政府加大了创新支出，并利用其对中国主要企业的所有权或影响力，将新技术推广到消费市场。
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世界很可能会分为两个不同的走向：专制创新和民主创新。后者的运作受到严重的限制，可能会给发展进程增加数年时间和相当大的成本。前者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最明显的例子，在生物技术、克隆和基因改造、医疗监测、社交媒体、嵌入式技术、监控系统和许多其它领域都有机会。
不祥的是，目前人们对基于国家的错误信息、监视资本主义和对公民的监控的关注，很可能被证明是一场具有全球意义的创新竞赛的开场白。
如果从经济未来属于拥有最先进技术和创新文化的国家的程度上来衡量，天平很可能从民主国家向专制国家倾斜，因为在民主国家，资本自由和知识自由创造了重大优势，而在专制国家，对个人自由、法治以及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的持久性的关切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民主国家要想在专制创新的世界里蓬勃发展，就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科技转型方式。
原文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肯·科茨（Ken Coates）是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区域创新的加拿大研究教授。
本文所表达的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