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女士，因为脱离中共体制并发表批评该体制的言论，在2020年夏秋之交忽然成了海外中文(华语)媒体、自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人物。
与此相关的各种意见和看法纷至沓来，褒贬不一，争论迭起。对蔡霞持批评意见者甚至抨击者似乎明显偏多，态度也尤为激烈。之所以说“明显偏多”、“尤为激烈”，是因为：公众以往还不曾见过，一位脱离或反叛中共体制者会受到如此多体制外人士甚至反共人士的批评，而且有些批评者否定蔡霞的激烈程度也是以往所罕见的。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和关注。
记不得在哪个自媒体视频下的留言区内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蔡霞不是什么好货。”可见这位留言者对蔡霞明显持否定态度。不过留言者所用的那个“货”字，倒使笔者想起了一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其实，“识人”和“识货”之间不是也有相通之处吗？因此人们也可以说：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那么，我们就来把蔡霞和各色人等作一番对比，通过比较来进一步认识蔡霞。此处所谓“各色人等”，包括体制内外，不避古今中外。
对比蔡霞和李传良
先从近处说起吧。中共(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先生逃离中共体制后，于2020年8月在海外媒体上揭露中共在防疫措施方面如何祸国殃民，并且发表了反对中共体制的言论。蔡霞和李传良在体制内级别高低相近，脱离中共体制时间上前后相近；按照中共的标准，两人发表的言论“反动”程度也相近。
海外反共媒体和人士(包括自媒体人)对李传良近乎一边倒地持肯定态度；而对蔡霞，持肯定态度者和持否定态度者则时常呈旗鼓相当之势。两相对比，对蔡霞持否定态度者“明显偏多”且态度“尤为激烈”。原因何在？
是否因为蔡霞是女性？是“红三代”？久居京城？任职于党校？还是她曾经从事过马克思主义教学？
对比蔡霞和赖莎 • 戈尔巴乔娃
赖莎 • 戈尔巴乔娃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培养过苏共干部，因此也是蔡霞的同行。
蔡霞和赖莎都是女性，都久居京城，都培养过共产党干部，都从事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不过，她们之间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赖莎和蔡霞都曾以马克思主义教学为职业，都曾沿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路进行过思索。理论探索的结果，使两人都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或至少都对本国共产制度下的现实以及共产制度本身作了批判。
她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赖莎虽然是前苏联第一夫人，但出身平民，祖辈并非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不像蔡霞那样属于红三代，当然也没有共产党高官的家族背景。
由于赖莎辅佐其夫君戈尔巴乔夫为前苏联的制度转型作出过堪称卓越的贡献，海外反共中文网媒上自然对赖莎一边倒地持肯定态度。相对而言，对蔡霞持否定态度者在比例上无疑“明显偏多”。褒贬悬殊，原因何在？
难道仅仅因为蔡霞是红三代？
对比蔡霞和孟晚舟
当前网络上最受公众关注的红三代，除了蔡霞，恐怕要数孟晚舟了。赖莎、李传良都有若干与蔡霞的共同之处，可以作一定程度的类比。除了红三代这一共同点，孟晚舟与蔡霞之间政治上处于相反的两极，所以只能作反向对比或“反衬对比”。
众所周知，孟晚舟是华为公司常务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因涉嫌违反制裁伊朗协议及金融欺诈，于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经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而闻名于世。由于华为公司这个“党企”(中共的党有企业)有着中共军方及情报界的特殊背景，估计孟晚舟或许已被秘密授有少将军衔。她的“红色基因”传承自母系：其外祖父孟东波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属中共党内周恩来派嫡系；其母孟军，据说在1966年“红八月”任四川省红卫兵总部政委，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极一时的“红二代”。
鉴于上述原因，海外反共中文传媒一边倒地对孟晚舟持否定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对蔡霞褒贬不一也是可以想见的。但略出笔者意料的是：有些反共人士或异议人士，批蔡霞往往比批孟晚舟火力更猛，仇视蔡霞甚至超过仇视孟晚舟。孟晚舟是中共“超限战”科技别动队华为公司的领军人物之一，可以归入“党企女霸”；蔡霞毕竟是批判共产专制、认可普世价值、向往民主自由的“党国叛侠”。更何况孟晚舟被捕了还不知被动反叛、作“污点证人”，反而表示效忠党国；蔡霞则是主动反叛、剑指“黑帮老大”(习近平)和“政治僵尸”(中共体制)。
网络上仇蔡甚于仇孟的言论，有相当部分着眼于经济利益问题：指责蔡霞曾培训过中共官员，属于为虎作伥，因此不应该甚至无权享受中央党校规定的退休待遇。
既然深居加拿大豪宅之内的犯罪嫌疑人孟晚舟“不差钱”，可以为自己打官司；难道定居美国、批评中共的蔡霞就不应该为自己的退休待遇而名正言顺地打官司吗？
对比蔡霞和兵工厂职工、华为工程师
与相当部分脱离并批评中共体制的人物或事件相比，蔡霞事件除了当事人上述性别、家世、职业等特点之外，确实还涉及一个经济利益问题。
2020年8月17日，蔡霞因言获罪，被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且还被取消了退休待遇。蔡霞欣然接受“开除令”，但抗议被剥夺“养老金”，并称要为此而维权。因经济利益(尽管实际上并非局限于经济利益)与中共当局打官司，这是蔡霞事件的另一个特色。
网络上有一些批评蔡霞的人认为：因为蔡霞培养过共党干部，所以退休待遇被取消属于罪有应得。客观上，蔡霞的确曾经“为党工作”，但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被取消退休待遇呢？
我们不妨暂且离开蔡霞案例片刻，先看一下另外两则案例，以供对比。
案例一：中国大陆某兵工厂加班生产催泪弹，供应中共军警在香港镇压“反送中”运动。该厂职工多次长时间加班加点后，厂方却扣发了本来就过低的加班费中的大部分。职工起来维权时，人们该不该说：“催泪弹是镇压工具，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为虎作伥，加班费被扣，那叫活该！”
案例二：华为公司某工程师曾经受命，根据公司盗窃得来的国外技术资料，“山寨”出了华为的所谓“独创”品牌。该工程师退休后，公司借故削减其各种待遇之时，人们该不该说：“你既然参与过盗窃知识产权，就理应受惩罚。这个退休待遇削减得好！”
请问，广大公众该不该支持兵工厂职工、华为工程师维权呢？蔡霞是否与兵工厂职工、华为退休工程师处于同样的地位、同一条战壕呢？
如果褒贬双方各执一端，争持不下，我们不妨暂且选用客观效果作为评判标准。因为“蔡霞该不该被取消退休待遇？”，这可以延伸、演变为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理论性问题，它可以长时间探讨甚至长期争论下去，大量消耗反共人士的精力以及本可用于从事反共实际运作的时间。要暂时解决上述争论，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有关具体操作的实践性问题：“蔡霞的退休金到底给谁好？”
如果想把蔡霞的退休金扣下来“归老百姓所有”，那无异于异想天开。因为钱根本不会到老百姓手中，只会进了中共贪官的海外银行账号或郭美美们的限量版豪华腰包。如果钱“入国库”，那就是钱进“党库”，因为中共党国不分。所以，“归老百姓所有”、“入国库”、“由中央党校没收充公”等等，实际上都是把这笔钱交给中共官方。对反共人士而言，这客观上会起到“资敌”的效果。
如果蔡霞拿到了她的退休金，这笔钱最低限度不再能为中共所用。更何况蔡霞维权可以引起国际媒体关注，让蔡霞事件的影响持续发酵，进一步暴露中共的卑劣手段和邪恶本性。中央党校、北京司法当局至少得配备一拨人来专门对付蔡霞的投诉，决不敢掉以轻心。党媒也必须全程追踪，即使不作公开报道，也肯定得写内参简报，被迫增加工作量。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可能还要讨论此事。由此可见，蔡霞一纸诉状，最起码可以对中共产生这些战术骚扰的客观效果。
蔡霞的退休金到底给谁好或该归谁？蔡霞该不该起而维权？答案显而易见。
其实，就上述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延伸思考：怎样对待蔡霞最不利于中共？换言之，怎样对待蔡霞最有利于解体中共？
对比蔡霞和她为之维权的李文亮、任志强、香港民众
蔡霞并非仅仅为自己维权，她还曾经好几次为他人维权。蔡霞为李文亮、任志强、香港民众发声维权的三个案例，可以分别说明她对于“客观上造反”(李文亮)、“体制内、主观上造反”(任志强)、“体制外、主观上造反”(香港民众)的态度。
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既不反习(近平)，也不反共，甚至没有批评地方当局和医院院方隐瞒中共病毒(即“武汉病毒”)疫情的言论。他仅仅出于职业道德和人性中的正直善良，在有限范围内传播了疫情信息、当了“吹哨人”，就遭到了中共警方的无端迫害，最终染疫成疾、抑郁去世。蔡霞为此参与签署了要求医护人员有言论自由的声明。
身为房地产商、中共党员的红二代任志强，因为批评中共“党媒姓党”的宣传政策，遭到中共当局打压、被开除党籍。蔡霞为此发表了文章《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
2020年中共当局强行推出《香港国安法》后，蔡霞撰文支持香港民众抗争，并点到了中共的本质──“与人类文明为敌”。
对于香港民众“反送中”、抵制《香港国安法》的英勇抗争，我们在网络上支持、点赞。
对于任志强正直敢言、痛斥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我们在网络上支持、点赞。
对于至少主观上没有去触碰中共雷池的李文亮医生，我们在网络上同样支持、点赞，也予以充分肯定，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他是英雄。
那么，对于不惜为李文亮、任志强、香港民众以及雷洋等其他人多次维权，而且敢于越中共雷池不止一步的蔡霞，我们应当作何评价呢？
对比蔡霞和另几位红二代：宋彬彬、陈小鲁、罗宇、阎淮、李南央、魏京生
生于1952年的蔡霞，虽然以“红色基因”而论可以算红三代，但论其年龄段以及所处时代、人生阅历、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其实更应当属于红二代。蔡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十年动乱。这些也正是红二代们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相比之下，红三代们(如1972年出生的孟晚舟)有的则可能连有关“文革”末期动乱的记忆都已经模糊淡忘。出生更晚的红三代们中，不知“文革”为何物者已经悄然浮现。
那些经历过“文革”的红二代们(包括后来反共的红二代们)怎样反思“文革”和反思自己？社会对此持有比较高的关注度。之所以说“比较高”，是因为对于其他人群或群体的“文革”反思，社会的关注度一般没有对红二代们那么高。
作为“文革”风云人物的红二代中，对“文革”有所反思、且将反思内容告之于公众者，至今仍为数甚少。宋彬彬(曾名“宋要武”，后名宋岩)的“文革”反思基本上没有被社会接受通过。陈小鲁反思“文革”虽然抱有相当诚意，但人们还是褒贬不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蔡霞并非“文革”风云人物，但她谈到“文革”时，并没有回避不堪的往事：“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
目前所见所闻的蔡霞“文革”反思言语尚不多，但比较有思想深度，并且画龙点睛地用了“原罪”一词。她说：“中共获得政权后让官员的孩子过得比别人好，但没有让所有老百姓都过得好”，“我们这些人其实从小是享受了特权，是有原罪的。”“原罪”一词，否定了红卫兵运动，否定了中共高官的特权，从而也间接否定了中共政权的部分合法性。
在谴责或反对共产专制的政治态度上，即使与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反共或持异议的红二代们相比，蔡霞也不逊色。读一读罗宇的《告别总参谋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魏京生的访谈讲话，等等，这些红二代们的著述(或“着”或“述”)论题、视野角度、史料价值、学术意义、思想水平、语言风格各不相同，但在对待共产专制的基本态度上，都算得上旗帜鲜明。在这一点上，蔡霞也不例外。
在一次若干红色后代私下聚会上，蔡霞发言说：“可以讲两个大的问题上，从根儿上要抛弃：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体制，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理论。”对蔡霞本人而言，这段话标志着她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深度以及她的自我觉醒程度。在中共看来，“从根儿上要抛弃”它的“体制”和“理论”，这个话怎么都算得上“大逆不道”、“罪不可赦”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政权的“体制”是其硬件，“理论”是其软件，岂能“抛弃”？而且还是“从根儿上要抛弃”？
至于“我们这个体制”、“我们这个理论”的说法之所以仍然用“我们”一词，应该有蔡霞兼顾与会者总体思想认识程度、发言内容可接受程度等因素的考虑在内。此外，可能还有个人话语习惯的问题，因为话语系统的转变往往滞后于思想认识的转变。笔者曾在李南央女士用语习惯的逐年演变中,几次观察到这种滞后的若干实例。
上述所有红二代们，不管移居海外或已身处海内，不论走出体制外或尚在体制内，无论反共或还不曾反共，与之相比，我们不难看到蔡霞至少做到了两点：反躬自省和“反共自醒”。
对比蔡霞和陈用林、李凤智、郝凤军、姚诚及江林等人
有些人认为哪怕撇开红二代、红三代之类的特定社会身份标记，蔡霞毕竟还是来自中央党校，属于来自中共要害部门的人。所以即便蔡霞举起义旗，他们也还是不愿予以认可、接纳。
这些年来，像蔡霞那样脱离并反对中共体制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来自中共要害部门的人士，陈用林、李凤智、郝凤军、姚诚就是其中的几位。
陈用林为前中(共)国驻悉尼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2005年在澳大利亚叛逃并宣布起义。李凤智为前中(共)国国家安全部下辖某局的对外情报官员，2004年在美国弃暗投明。郝凤军为前天津市公安局一级警司、前天津市“610”办公室官员，2005年在澳大利亚弃暗投明。姚诚为前中共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参谋(军衔中校)，2016年摆脱中共体制，抵达美国，成为反共人士。他们全都来自中共的要害部门。
还有些人转而又觉得：蔡霞不仅来自要害部门，而且是红二代(红三代)；自己难以接受如此“双料”人士。时至今日，“双料”人士弃共、反共，其实已经并不罕见。上文提及的几位红二代中，至少有两位来自要害部门：罗宇为前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军衔大校)，1989年脱离中共体制后，成为反共人士；阎淮为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官员，1989年脱离中共体制，成为批判中共体制的异议人士。这样的“双料”人士还有不少，例如，身为红二代的江林是前《解放军报》记者，她2019年抵达美国后，致力于揭露中共“六四”屠杀等罪行及其内幕……
如果我们既不排斥陈用林、李凤智、郝凤军、姚诚等人，也不排斥罗宇、阎淮、江林等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排斥蔡霞呢？
对比蔡霞和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及李锐
网络上还有强调蔡霞任职时间长度的言论：蔡霞几十年来为中共体制效力，现在凭什么摇身一变、突然反共了？
凭什么呢？凭亲身经历和深入认识。而阅历的积累和认识的转变都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一旦“身在此山中”，往往“当局者迷”。更何况身在中共体制内的人，从小受“党的教育”，长期被“洗脑”。要识破“姓党”的媒体给你灌输的谎言、摆脱“党文化”的精神桎梏，一般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思想上往往还要出现多次的摇摆和反复。
从红二代的背景看，对于出生在“红色摇篮”里的红二代，除了可以享受中共体制内明文规定的优渥特权，还可以享受到规定以外的潜规则所带来的很多额外“好处”。能够舍弃这些既得利益的诱惑，一般人很难做到。能够做到的人，也往往需要几经踟躇与数度权衡。
从中共体制内的政治生态看，在这个“黑帮”内，党员干部若有异心，一经查获，则“帮规”伺候，严惩不贷。这些“帮规”无疑具有很现实的管制、威逼、胁迫、恫吓作用。所以，非毅然决然者，不会与中共体制决裂。非经历长期思考而作出抉择者，不会毅然决然。
综上所述，蔡霞迈出反对中共专制这一步，首先需要具备三项品质：谎言不能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每一项品质的历练、形成，都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人无完人。蔡霞女士诚然、固然且必然也会有其不足和局限。笔者注意到，批评蔡霞的网上言论之中，也有一些带有某种合理的因素、中肯的评价；还有一些针对其不足和局限作了善意的提醒和规劝。这些或由另文别论。)
曾任中共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先生(李南央女士之父)，其刚直不阿的人品和风骨受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普遍称许。如果了解一下李锐老人逐步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心路历程，我们或许更能体会这一过程的艰辛及漫长。
还有些大同小异的反蔡霞言论：蔡霞毕竟为中共长期效力，都几十年了，为什么要接纳她？
为什么？为了一个目标：有利于解体中共。
反共人士和异议人士中几乎没有人否定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人的改革举措、开放精神和政治操守吧？但胡、赵、习等人同样是曾经几十年为中共效力，而且劳苦功高，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果论“为党工作”的年限，这些人的年限肯定不短于蔡霞。
如果论助纣为虐的程度，这些人的程度肯定不下于蔡霞。
如果论走出体制、与中共决裂，这些人肯定未及于蔡霞。
反共人士和异议人士一般都肯定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人的历史功绩，当然也不回避其过错，但总体上予以正面评价，而且评价一般都相当中肯。那么，我们评价蔡霞是否也应当具备同样的中肯度呢？如果我们尊崇并称道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人能在中共体制内，抵制党性、坚持人性、不惧迫害，敢于进行哪怕是有限度的抗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满怀热忱地接纳已经与中共决裂的蔡霞呢？
对比蔡霞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大家普遍公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埋葬苏维埃共产专制的俄罗斯民族英雄。细加区分，戈尔巴乔夫曾长期对改造苏联共产党抱有幻想，因而在1991年“八 • 一九”政变中险些送命；叶利钦则较早意识到必须终结苏共统治的红色帝国，从而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终掘墓人。
如果我们肯定戈尔巴乔夫，我们更不应否定叶利钦，因为叶利钦在非共、反共的路上走得更远。既然蔡霞的思想现状至少已经更为接近1991年上半年的叶利钦，而非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法使她和我们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或战友呢？
中共为何害怕蔡霞？
经过与那么多人物对比之后，可以发现：网络上对蔡霞的批评频率和否定程度，按理说不应如此大幅偏高。
除了中共特工带风向、五毛水军搅浑水的明显迹象之外，“偏高”的有些原因也来自海外反共人士和异议人士中某些人认识上的不足和偏差。从认识论角度看，不足和偏差都属于必然会产生的正常现象。因为人的认识通常不会一步到位而明真相、得真谛，它总是需要不断发展、不断纠偏，从而不断完善。所以，不足可以提高，偏差也可以修正。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是：在蔡霞问题上，为什么中共带风向、搅浑水会达到如此罕见规模？
中共此举的企图其实也不难觉察，那就是：竭力阻止蔡霞本人以及蔡霞们与海外反共势力结盟。由此可见，“结盟”，这一点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也是海外反共力量特别需要努力践行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如此害怕蔡霞与海外反共势力结盟呢？
其实不必深入探讨，人们就可以初步瞥见中共至少有下文所述的“三怕”。
蔡霞，中共最怕她什么？(之一)
首先，从家族背景上看，蔡霞“根正苗红”，是所谓“红色基因”的携带者。
蔡霞的外祖父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加入中共。须知中共在1925年1月召开“四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仅有994名党员。如果其外祖父早在1924年就入党，则可算“准元老级”人物了。因为那时中共建党不过三年，党员人数更少。即使迟至1927年4月中共“五大”前后入党，那时党员人数也只有5万7千多人。如果在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后入党，那时党员队伍只剩下1万多人，则更显出入党者“志壮坚信马列”(林彪语)。
虽然中共统治下人人都要被“洗脑”、从小被强制接受“党的教育”，但像蔡霞那样有着“红色家教”、家族与中共有“天然血缘”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毕竟还是相当低的。所以，这些“红色后代”被很多中共元老视为红色政权最可靠的接班人。1989年“六四”镇压北京天安门学运后，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二号人物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中共曾大力提拔红二代来组建中共接班人的“第三梯队”。
现在，如此“可靠”的“红色基因”携带者，竟然也“掘”起中共“祖坟”来了！
蔡霞，中共最怕她什么？(之二)
其次，从工作性质上看，中共之所以竭力围堵蔡霞，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蔡霞曾是中共意识形态“党卫军”成员。
共产党及其专制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侵害甚至掠夺人民利益的，因此它需要通过媒体等宣传手段和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对人民“洗脑”，剥夺每个人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权利，从而使人民无法认清中共的本质，以及它与人民为敌的客观现实。
媒体宣传、政治欺骗和思想监控等“洗脑”的各个方面，由中共各党媒、各级宣传部等部门在第一线分头把控、具体操作，防范人民的思想觉醒。这些部门及其日常作业，有点类似于军事上的分兵把守各战区的作战部队或“方面军”。
为上述“一线作战部队”添补宣传“弹药”、实施理论支援、提供人员培训并且随时准备增援“一线”的战略预备队这一角色，则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人称“第二中央党校”)等一系列机构来充当。这些机构及其成员如蔡霞者，原本皆被中共视为政治上忠诚、理论上专长的意识形态领域“党卫军”。
现在，在中共意识形态“党卫军”队伍中，在为各路“洗脑方面军”充当后盾的战略预备队内部，竟然也有人造反了！
蔡霞，中共最怕她什么？(之三)
其三，从人际交往、人员交集、人缘关系等方面看，蔡霞与不少红二代有交往，更是几十年如一日面对面地接触过大批在中央党校进修、培训的中共干部，其中不乏历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省、部、(集团)军级的党、政、军干部，以及其他“第三梯队”成员。因此，蔡霞及其中央党校原同事们对中共干部队伍整体状况的认知，有可能仅次于中南海核心层、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层。
中央组织部内部机构复杂、条块分割，其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部门负责人)都分管一摊，每个人可能都了解并掌握大量高层机密。但这些机密所涉及的人员或对象，则或局限于某一“条”党政系统，或局限于某一“块”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划，或局限于某一“摊”工作范围或专门界别。由于中共组织工作纪律的严格限制，这些工作人员的人际交往、人员交集、人缘关系等方面反而比普通人更为有限，而且有限得多。
(上文提及的《进出中组部》一书作者阎淮曾任职于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参加过考察包括胡锦涛、习近平在内的中共“第三梯队”选拔工作。但仅仅靠这些在中组部工作的经历显然是写不出这样的力作的，这还与作者红二代身份及其所享有的信息环境有关，而且与其家族曾和陈云、邓小平、江泽民等家族有长期交往有关。)
中共军队某战区的政委如果出身于海军并曾任职于另一战区的陆军，那么，他在两个战区会有不少战友和上、下级关系(在陆军、海军的关系会多于其他军兵种)，在两个战区所在的省、市、自治区也可能有一些地方上的关系。但在两个战区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地方上、在其他三个战区，这位政委不见得能够有太多的人际交往、人员交集或人缘关系。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共党媒机构内部专门负责报道中共党代会，人大、政协“两会”等大型会议的记者们，虽然理论上能够大量接触到来自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的大批中、高层中共领导干部。但受制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不仅他们每个人会议期间采访的人数都不可能太多，而且他们平时也较少能够长时间地、全面地接触一大批这类采访对象。即使他们与某些采访对象建立了采访-受访的长期工作联系和私人情谊，其他报道任务所需要占用的时间和精力，也会使他们作为个人都难以与一大批中、高层党、政、军干部有足够深入的人际交往、人员交集或人缘关系。
与中共体制内绝大多数部门不同，中央党校往往是干部提拔升迁的预选考场，应当也是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必经之地。因此，蔡霞及其原同事们在人际交往、人员交集、人缘关系等方面有着“一窥全豹”的环境条件。他们的工作使之能够长时间接触在中央党校进修、培训的大批中、高层中共领导干部，而且能够与来自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履历背景各不相同的各类、各级干部作较为深入的思想交流；还可以居于讲台之上，向各路朝廷命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出题、发问及组织讨论等，有着了解他们想法甚至个性的特殊条件。因此，对于中共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既像中央组织部人员、军队将领那样能获得若干内视镜式的视角而知悉内情，而且还像“中央级”党媒的记者们那样具有广角镜式的视野来鸟瞰全局。
不仅如此，蔡霞和中央党校其他教授们的工作还涉及对不少中、高层中共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的具体认识甚至细节性认识。比如，谁当年给习近平授的课、考的试、打的分？此君成绩如何、得分几何？谁当年给李克强写过进修评语、作过结业鉴定？栗战书当年的进修论文由谁辅导？其中都有什么细节和轶闻？历年来党校学员分组讨论时，那些历届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间，那些历任省、部、(集团)军级的党、政、军干部中间，谁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谁发言鹦鹉学舌？谁发言语惊四座？谁的观点引发过激烈争论？谁的决策思维有什么特色？谁的论文涉嫌抄袭？谁在进修期间整天为仕途而拉关系？谁贿赂教授出手最出人意料？谁曾经创下违反校规的纪录？谁曾经光顾过在北京出了名的“天上人间”？如此等等。这些未必都能进入中共干部人事档案的“活材料”，有些部分流传于党校教授们的口耳之间，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或忍俊不禁的细节，包括蔡霞在内的教授们或许会耳熟能详。这，可能就是最令中共尴尬不已和恼羞成怒的。
换言之，蔡霞脱离中共体制的同时，于无形中带出了一部“党校版”的“中共干部队伍及官场实例活辞典”，一部“中共高官个性实录”的节选版(精选版？)，一部口语版“百官行述”。以蔡霞多年来从事较具理论性工作的经历与素养，既可出口成述，又能落笔成章。这才令中共格外恼且怒、分外忧而惧。中共最怕蔡霞什么呢？怕的就是这个。
若要论“根正苗红”的红二代造反，罗宇先生在1989年已经开了先例。其父罗瑞卿为中共军队1955年授衔的大将，因此在目前已经背弃中共、举起义旗的红二代中，罗宇可算是父辈(或祖辈)级别或权位最高者。按中共体制内的“算法语言”，罗宇先生“红色基因”中的“含赵量”，多少要高于蔡霞。
若要论中共意识形态“党卫军”造反，苏绍智先生在1989年也早已开过先例。他在“六四”民主运动中公开声援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争，中共军队开枪镇压后流亡海外，成为海外民运的代表性人物。苏绍智先生在1982年至1987年曾出任中(共)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论“党卫军”的“军衔”，则明显高于蔡霞。
但若要论对中共中、高层干部的“党校版”信息及其“演义性”特色的具体把握，则至今尚无其他中共体制的反叛者能够胜过蔡霞女士一筹。
当然，中共惧怕蔡霞肯定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显而易见的，恐怕不外乎以上三点。
事关全局的政策性问题
中共惧怕红二代、“党卫军”、知内情者(尤其是蔡霞那样身兼三者的人，或曰“三料”人士)以及体制内其他各类人士群起仿效、纷举义旗，从而使中共体制面临更大危局，所以在网上组织对蔡霞的多重围攻，展开颇具规模的袭扰战。几个月下来，初战告竭，已呈难以为继之态势。
希望有更多红二代、红三代将炮口对准中南海和习近平，“炮轰司令部”，成为“轰二代”、“轰三代”。
希望有更多“党卫军”，无论是“笔杆子”方面军、“枪杆子”集团军、“刀把子”常备军，还是这个军、那个军，都站在中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一边，都成为令中共“党中央”思而生畏的“党畏军”。
希望有更多的知内情者成为“指(证)内情者”，在历史关头挺身而出或潜身而动，尽可能多地爆内情、揭黑幕，成为加速埋葬中共专制暴政的有功之臣。即使曾经追随中共作过恶的人，也完全有机会做“指(证)内情者”而反共自救，从而将功补过、将功折罪、将功赎罪、戴罪立功，为自己赢得光明的出路和前途。
君若不信，请观先行一步者蔡霞，可矣！
君若不决，则随历史大潮而前行，达矣！
本文在此收篇之际还想指出，蔡霞案例实际上牵涉到一系列其他问题：
应当怎样精准区别、分别对待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起义、投诚、投降、顽抗？
怎样进一步号召中共体制内人士“反戈一击”？
如何“以毒攻毒”、“以共制共”，有批判性地选取、借用中共的一部分“统战”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一切可能壮大反共阵营？
如何针对各种具体情况，适度(包括适当的大幅度)减免刑罚，以鼓励更多曾经的作恶参与者站出来当“污点证人”？
将功补过、将功折罪、将功赎罪、戴罪立功的“度”应当如何确定、如何把握？
专制体制下，主动被动(或半主动)、自觉不自觉(或半自觉)、知情不知情(或半知情)、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造成程度不等后果的所有参与作恶者是否全部应当无例外受到惩办？“雪崩”过后，是否应当惩处“有辜”的“每一朵雪花”？
如何通过司法程序、政策感召以及其他多种途经和手段，更好地鼓励、号召并促成中共理论破产、党心涣散、组织解体、政权崩溃？
这些问题都涉及事关全局的政策性问题。
据未经核实的消息，仅2020年1月初至8月中旬，就已经有上千名身在美国的中共外交人员、党媒记者、职业间谍、访问学者、企业员工及其家属叛逃美国或滞留美国不归。即便该消息有夸大成分，中共海外人员此伏彼起的“逃亡潮”已经是当前一个不争的现实。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带有现实紧迫性的议题，它实际上已经无可回避且不容拖延地嵌入了全球反共阵营的议事日程。
(全文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