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我的导师是被称为“当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放教授。我曾经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之一。
1995年5月3日，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修炼法轮功4年多，这是到当时为止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多。正是在这个时候，仅因我就法轮功问题向江泽民讲了真话，我被中共“隔离审查”135天，被开除党籍。
直到1999年7月26日被开除党籍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反对中国共产党。直到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前，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直到2015年1月22日到达美国纽约前，我给自己列了9个研究课题：中共的指导思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干部的选拔任用、依法治国、党内监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极左极右、台湾问题、外交问题。目的之一，是验证《九评共产党》的观点是否正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九评共产党》的观点千真万确。
“九评”认为，中共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其本质是“假、恶、斗”，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作为炎黄子孙，必须抛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
从1999年5月7日至2015年1月22日，长达15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共首都北京，在向中共最高层官员讲清法轮功真相、反迫害的过程中，我曾反复引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原话，引用中共制订的宪法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要求中共领导人按照他们自己说的话，自己制订的法律法规办事。但是，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内，没有一位中共官员这么做。
从1999年7月22日开始，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抹黑法轮功。从那时起，我在中国大陆15年多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所有这些宣传，全部都是谎言。
期间，我经历了从中共最高层到被打到中国社会最低层的一切苦、辣、辛、酸，先后被迫失业13年半，包括蒙冤坐牢5年。我的家一次又一次被逼到濒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危境。无论我的处境多么险恶，我一直恪守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以寄挂号信或当面送信的方式，讲清法轮功真相，表达我的诉求。
中共的做法非常简单，不是极右，就是极左。极右表现在：无论我写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尖锐的信，全都不理不睬；极左表现在，利用专政机器，对我进行非法监控、抓捕、关押、判刑、监禁等。
2007年3至4月，我曾多次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的办公室送信。就我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问题，我曾长时间接连不断给江泽民寄挂号信，要求江泽民依法保障我的人权。我曾到邮局查询这些信是否都寄到了。查询结果是，全部“妥投”。但是，对我的诉求，江泽民全都不予理睬。
2007年3月17日，我写了一封准备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关于政治避难的请求信》，3月20日送给韩军，韩军亲笔写了一张收条。2007年3月31日，我写了一封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公开信《就我的人权状况开展国际调查的请求信》，一封致610办公室领导的公开信《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来评判》，4月2日送交韩军，韩军亲笔写了一张收条。
上述信件，我没有寄给美国总统布什，也没有寄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没有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英文媒体上公开发表，而是亲手送给了韩军。我就是想看一看，中共将作何反应。结果却是，中共宁可置宪法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于不顾，宁可迫使我求助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也不愿依法解决我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问题。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国格人格，什么国家形象、声誉、威信，中共根本不当一回事。上至江泽民下至韩军，对待我写信、寄信、送信的态度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
当时，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的合法公民，是14亿中国人民中的一份子。在长期被非法剥夺工作权的情况下，我按照中共所说的有问题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反映的要求，年复一年地反映，结果却是，没有一位中共官员依法维护我的工作权。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共口口声声代表14亿中国人民，是中共制造的最大谎言之一。
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信中，谈到法轮大法的6大好处：一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二是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三是非常重视心性修炼，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实行松散管理，不干涉国家政治；五是促进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交流，客观上已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六是揭示了许许多多科学的奥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学。
这是根据我修炼法轮功4年多的亲身体会，以及我听到、看到国内外许多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体会后写成的。21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虽然这封信有一些党文化的局限性，但其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是，中共却听不进关于法轮功的任何真话，持续迫害于国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21年。
2009年4月，我妻子因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被迫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8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非法判令我妻离子散。2009年11月22日，我写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2010年4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王茂林，到前进监狱对我进行了讯问。
我特别陈述了两个事实：第一，2010年3月，我写了一封致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的信，控告西城区法院法官周涛罔顾事实、落井下石、故意存心判令我妻离子散的违法问题。至今，我没有收到西城区法院院长的任何回音。第二，2009年11月1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我写了一封致胡锦涛的信，检举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信末，强烈要求贺国强必须索赔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我的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贾连春法官制作的终审裁定书中，对我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元，没说一个“不”字。这两个事实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书记员赵蕊记录在案。
在最后的陈述中，我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易必多难”。意思是，刚开始做一件事时，如果图简单、图省事、怕麻烦，到最后可能会有大麻烦。我特别指出：“故意存心促使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最终决没有好下场！”2010年4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向我送达终审判决书，撤销原判。
我之所以向王茂刚法官陈述“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元”的这个事实，目的是告诉王茂刚法官：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并非没有能力赚大钱，让我的妻儿老小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我蒙冤坐牢的5年里，我不仅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还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最大帮凶，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索赔总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对我的巨额索赔要求，中共的公、检、法、司，从下到上，没有一位官员，敢说一个“不”字！
到今天，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5年。25年来，我深刻体会到法轮功的大真、大善与大忍。特别是在被中共非法监禁的5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向江泽民等索赔1000万，实际上，是以一种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不停地要求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实、验证与较真。这左一个1000万，右一个1000万，就像下中国象棋“将”军一样，把与我的案子有关的公、检、法、司官员，全部“将”死了，谁也不敢依法在法庭上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质证、查实。我并非真的要他们一人赔偿我1000万，而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在法轮功问题上，错的是中共。与此同时，我的身心一直都在承受巨大的磨难。
2015年1月22日到美国后，有朋友劝我，尽快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当我打听到，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后期限是一年后，我决定，在一年期满前，我将继续把依法解决我的人权问题的宝贵机会，留给习近平。
中共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是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与习近平沟通的官员渠道。我先后给章启月寄了7封特快专递，将法轮功真相，我的工作权等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问题，写的一清二楚，也将我准备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的情况，写的一清二楚。在写给章启月的信之后，都附了我请章启月转递习近平的信。
但是，直到2016年1月22日前夕，我没有收到章启月的任何回音。我不得不在我居留美国一年期满前，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庇护申请。一周后，我收到美国移民局的回复，获得了合法居留美国的权利。
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1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共从最高层到最基层，从国内到国外，大搞“假、恶、斗”的21年。
到2020年，结出的最大恶果是，导致大瘟疫从武汉蔓延全中国、全世界，给14亿中国人民和70多亿地球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将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全部推到中共的对立面。然后，将新疆人、香港人等14亿中国人民推到中共对立面。2020年，中共在大瘟疫后的恶劣表现，将全世界人民推到中共的对立面。
到2020年，美国已经觉醒，并制定了最后从地球上铲除中共的“灭共”战略。10月1日，美国总统川普夫妇被检测出“中共病毒”呈阳性。在医院经过3天多治疗后，川普总统已返回白宫。川普归来，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向中共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中共亡党，不是遥远将来的事，而是近在眼前。中共亡党后，肯定有大审判与大清洗。所有不愿为中共当替罪羊、殉葬品的中国人，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样，大难来时，可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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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