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9月19日讯】 9月15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名贸易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指出，美国2018年对价值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何这些措施是暂时合理的，因此已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政府对此裁定结果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世贸没有能力阻止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反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美国公司透过技术转移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不排除对WTO采取行动。
且不论美国以后对WTO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回顾一下中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强烈支持下加入WTO以来，美国在这个由自己主导创立并在初期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组织，如何逐渐被边缘化这一过程，确实很有意义。
谈到WTO，就不能绕开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位总统在三件大事上与WTO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推动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总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个国家共同创立，中华民国也是其中成员。GATT的原则是自由（第11条规定：将贸易限制措施转为关税，以及降低关税税率）、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GATT因本身并非一个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称为“缔约成员”（Contracting Parties），约束力弱。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积极推动GATT向WTO（世界贸易组织）转型，通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判，1995年1月1日，75个GATT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其他52个GATT成员国在随后两年内陆续重新加入WTO（最后一个是刚果，在1997年加入）。与GATT相比，WTO是一个正式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则称为“会员”（Members） ——也就是说，WTO成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努力推动直接相关。
西雅图之战：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经意间，让美国左派对WTO、全球化从反对转化成认可。这事情到今天还能让人们有鲜活印象，得感谢美国导演斯图尔特·汤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记录了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的场外抗议。电影里多次使用了当时的纪录片段，尽量再现了当时的抗议场景。
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现了集会抗议参与者的抗议目标十分模糊，很多人并非是真正有政治诉求，很多人可能连WTO具体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与民主是啥关系。参加抗议的迪亚戈、桑、卢、杰伊这四个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图街头，时势造英雄，成为反对WTO队伍的临时领导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然而在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呼吁WTO关心贸易环境和劳工福利政策，并表达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立场。抗议人群高举着“全球化破坏公平竞争”、“WTO反民主”的标牌，喊着“平等、反剥削”的口号，群情激昂，但却几乎没有人懂得为什么要反对WTO，更没有多少人懂得反对WTO将让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参加游行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所谓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但他们从自己呼喊的口号中产生了情绪满满的集体感和力量感，于是把与自身毫不相干的欲望、热情和愤怒揉进口号，冲上街头，砸商店，与警察对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写迪亚戈与黑人青年桑在临时关押他们的地点相聚，讨论起这场抗争。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参加WTO的非洲代表来到会议厅，发现会议厅空荡荡的，这位非洲代表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痛斥全球化是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变态侵略，非洲国家的话语权并不被尊重！他还表示支持美国左派青年的抗议，并要求西雅图警方释放被关押反抗人士。这番发言影响了WTO的代表们，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共同点是支持抗议。迪亚戈与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看了这段新闻觉得挺新鲜，我们为反对WTO而来，但WTO却支持我们，于是开始互相探问WTO究竟是什么。迪亚戈说，“我们来时不知WTO是什么，现在抗议结束我们就要回家了，但还是不知道WTO是什么”。想起他们在街头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竞争等口号时的情景，两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后说了一句：“在这之前，有谁知道WTO？——虽然他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场两人讨论击中了街头民主隐蔽而又致命的软肋——不论暴力抑或是非暴力，无论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镇压，街头游行者的大多数其实处于盲目状态。我说这些，当然也是为了提醒今天的观察者，不要像电影中那位年青女记者轻易地抹除自身作为旁观者的理性，成为抗议队伍的一员。
结果对前总统克林顿来说，算是以喜剧收场。通过这次西雅图之战，美国民主党政府了解到必须为全球化加上普世价值，以区别于被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反对的前殖民时代。有了这套附加的价值观包装之后，美国本土的左派从此认可全球化，并加入各种NGO遍布世界，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捍卫者。最终导致华尔街、跨国资本与左派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致，因而成为政治同盟——这里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讨，但毫无疑问，西雅图之战是个转折点。
克林顿为中国加入WTO的理论贡献
外界都知道，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来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咬死这两个前提，也写文章反驳过：加入WTO的有不少专制国家，比如古巴，为什么WTO只对中国民主化有促进作用，对古巴却没有？但我发现，无论怎样的事实都无法改变这些说法。直到我偶然读到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方知这两个说法的始倡者是前总统克林顿。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前总统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这不能说是克林顿总统的错，因为他说得很明白：“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直到2017年特朗普在当选后公布的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而正是在这十六年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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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