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9月12日讯】灿烂辉煌的文艺复兴可谓是西方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了，其影响之深远，犹如历史篇章里的黄钟大吕，震古烁今。本次人类文明中的美术在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并对其后两百年的西方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之后的两百年却是各类相生相克因素处于激烈而又微妙的冲突下，阴阳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阶段，所涉及因素之庞杂、其背后范围之深远，绝非笔者一两篇文章所能讲得清楚的。因此，本文只是根据个人粗浅的理解，从几个方面简单地谈一谈当时西方美术的大致情况，以及这段历史带给人的一些启示。
科学思想的蔓延与宗教信仰的衰弱
之所以要谈一谈科学，是因为美术史上无论是新颜料的发明、调色液的使用，还是艺术理论的更新，亦或美术主题的变化都与之相关。在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科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因为古人的头脑里普遍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意识，即使有也只限于极少数人，这也就造成了当时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类似今天的科研环境。在和平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平静地过日子、做传统工作以及去教堂充实信仰等等与现代科学完全无关之事。但在宗教改革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新教由于在教义上绕开了教廷，强调个体与上帝直接的关系，自然希望信徒们都有能力自行阅读《圣经》，而不是通过神职人员讲授。然而在十六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各国，并没有多少人有能力读书识字。因此，新教国家就从教育入手，致力于提高民众的识字率，以便他们能读懂《圣经》。
国民识字率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造就出了更多的知识分子，而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虔诚的信徒一生追求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此向世人证明神的创造是多么伟大。其实，这种向外求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原始基督教内修的原则了，但它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一代代科学家因此而不懈努力，推动了科学的迅速发展。
新教民众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让天主教倍感压力。如果随处可见新教知识分子口若悬河地论述新教有多么优秀，那么天主教如何在吸引信徒方面不处于劣势？于是在天主教高层的授意下，建立于十六世纪，用来对付宗教改革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便发挥作用，也开始大力办学，培养效忠教廷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势力的知识分子。这些举动同样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当信仰处于比较纯正的状态时，科学发展的本身未必会破坏信仰。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并没有因为科学知识丰富就不再信神。而当信仰已经不纯的时候，一旦有其它因素掺杂进来，就可能造成对信仰的进一步破坏。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实验结果的公布与发表，让人们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这导致人真正的信仰逐渐被科学所取代，而宗教则慢慢被视为一种人类文明、社会学概念中的东西。
人心的变化和宗教的衰弱与宗教教义本身也有直接关系。从细节上可以发现，当时不少科学研究推翻的并不是基督教核心思想，而是一些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举个例子，比如基督教神学里有不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论。而当后世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理论时，就引起了一些人对神学的怀疑，进而引发出对神是否存在的诘问。
但是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可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死后三百多年耶稣才降生，耶稣离世后才由门徒建立了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早期一些传教士结合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时被加入基督教理论体系之中的，严格地说属于一种外来的东西，破坏了宗教教义原有的纯粹。这些异质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它们作用于宗教中的弊端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副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些人对《圣经》的否定。众所周知，《圣经》既非耶和华，亦非耶稣亲笔所着，而是后人记载的。在流传、转述、回忆、记叙以及翻译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出现大量误差，而且人也难以理解觉者们在高层次讲话的真正内涵与所指，因此在落笔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语义上的偏差，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觉者们谈到的“天”与科学家们研究的“天空”完全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但源于人的狭隘逻辑上非此即彼的低智慧，科学与神学逐渐对立了起来。科学难以证明神的存在，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就容易被误读为科学证明神不存在。再加上很多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腐败与作威作福令人反感，便推动了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蔓延。
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在中世纪附身于基督教神学，以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面貌示人，在一贯讲求学术传统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人反对亚里士多德，说他是异教徒。但不论这种学问是被冠以“亚里士多德”还是随便一个其他名字，其精神早已像藤蔓一样不断地生长起来了。
早期的科学在世界各国都不属于独立的学科，而是与神学、神秘学、信仰等因素融为一体的。比如天文学源于远古的星象理论与占星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等等……在科学隐秘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炼金术与占星术也被传入了欧洲，同时参杂着穆斯林世界中的部分宗教理论，进一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基督教。看似后来的科学知识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科研之路却是从宗教中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宗教改革后，新教主张“信徒皆祭司”的理论更让不少新教科学家视自然科学研究为探索上帝造物的祭司活动，甚至在十七世纪还形成了哲学风潮。于是，在一些秘密社团方方面面的资助下，原来的自然哲学逐步脱胎成今天的物理学，科学完全独立于神学，并要把神学踏在脚下。
宗教势力方面的行为也为这种信仰的转变充当了催化剂。当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43年发表日心说，挑战神学地心说的时候，教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罗马教廷在七十多年间并没有对哥白尼的著作明令禁止过。然而到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著书立说的年代，教廷的态度就已经完全转变了。不同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烧死其实是与科学毫不相干的案例，伽利略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在家中终身软禁，则与他支持日心说有关。不少相关的科学文献也在十七世纪初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严禁印刷、进口与出售。
这种通过暴力扼杀的方式确实从表面上维护了教廷的威严，但在民众思想逐步活跃的时代里却会导致人心渐失。宗教信仰建立在人真心去信奉的基础之上，一旦人们心里已经不相信宗教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于教会所掌握的武力，而不得不违心地服从教会的时候，宗教就不再具备原来教导人心的作用了，这势必引起它在实质上的衰败。从成住坏灭、阴阳正负的角度看，一切都在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
负面因素的增长从物质层面也能体现出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十七世纪滑膛枪的改进及燧石枪等火器的发明，导致本次人类冷兵器史上最强的制式盔甲——板甲的防护力已经无法抵挡枪械轻便而强大的杀伤力，不得不逐渐被弃用。至此，毁灭的力量越来越超过了防护的力量，人类走向坏灭的趋势日益明显。
而在思想领域，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此前社会中正与负的平衡。以实证科学的发展为理论基础，推崇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启蒙主义者们以其尖锐的逻辑与敏捷的思辩刺痛了正处于不断衰弱状态下的宗教权威。如果说十七世纪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已经让当时的宗教界大呼“异端”了，那么无神论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更是让各大教派震怒不已。但此时匿于暗处的共济会（Freemasonry）、光明会（Illuminati，也译作“光照帮”）、撒旦崇拜（Satanism）、路西法主义（Luciferianism）等敌对力量已然势大，传统宗教已经不再有能力在意识领域统御大众的思想了。很多神职人员自身的德行不够，其道德感召力不足，无法使人心折服。相反，还引起不少反对者借题发挥，攻击宗教。比如从小在耶稣会读书的伏尔泰（Voltaire），成年后不但没有效忠教廷，反而一生都靠大骂基督教在上流社会混得如鱼得水，名利双收，甚至死后都能名垂青史。
随着反神、反传统的思想越传越广，人们的道德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了。启蒙主义吹捧个体的自由与科学的理性，人性中自私自利的部分就会膨胀起来；人不信神，就会没有任何思想约束地随心所欲，哪怕侵害他人也在所不惜。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发行更是打着科普的幌子评论时政，在词条下插入大段喧宾夺主的反宗教观点或政治宣传。而对于天地万物的解释，也是依靠当时低下的科学水平，大多以无神论或唯物论为宗旨随便下定义。虽然漏洞百出，但它们却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的整体思维模式。
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希望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颠覆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其用意在于通过洗脑宣传打掉人的正信，并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策划的一系列大规模杀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详细内容请参看《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3）》 ）
（待续）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