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态势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把某种罪行强加给那些没有犯罪证据的人。
我指的不是错误逮捕或者错误起诉的案件，即官员们真的相信嫌犯尚未被证明有罪，或者对他有某种宿怨。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局愿意承认你并没有犯下任何特定的罪行，却要求你假定自己有罪，因此需要纠正。
6月3日，南卡罗来纳州一所私立文理学院——匡威学院（Converse College）的教务长给校园里的所有教师发了一封信，宣布每个人都必须在线学习两门职业培训课程。其中一门名为“多样性包容训练”，另一门名为“暴露无意识偏见”。
此前，校长克里斯塔·纽柯克（Krista Newkirk）发表了一份声明，用悲痛的口吻谈到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以及“过去几年里我们听到的其他许多人之死揭露了种族主义制度的影响”。
接下来，校长的信把非裔美国人的冠状病毒的高死亡率归于同样的原因，即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认为瘟疫大流行本身“突显了我们自己后院的不公正”。她在信的结尾处热情地劝诫、敦促匡威师生“提高我们的声音，谴责我们周围的种族主义行为”，否则，“我们就是允许仇恨、种族主义和暴力在我们中间滋长。总之，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教务长引用了校长的声明中的这些话，并且把两门培训课与“做得更好”联系起来。他还对秋季学期开始时可能出现的学生抗议表达了担忧，希望每一个参加反种族主义项目的人都要向那些焦虑而愤怒的抗议学生证明匡威学院的所有员工都在认真倾听，而且能表现出同情心。
声明中的一切措辞和语气都表明学校管理层所采取的立场是诚恳的、认真的。可是，他们的建议是如此的庄严、紧迫、非同凡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地看到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指责和胁迫。想一想其中的大意是：种族主义就在我们周围；你是这个问题的同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积极的、直言不讳的反种族主义者，那你就犯罪了。
换句话说，这个培训计划是在告诉匡威的每个人：他们都是有罪的人，教授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作为纠正自己的第一步。
大学教授们本来以自己的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为荣，但是他们却愿意接受这些指控和命令，这是今年高等教育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匡威和很多其它地方发生的强制性培训相当于纪律惩罚。
你必须清除你的“无意识的偏见”，由我们来主持清除仪式。你是有罪的，我们会告诉你你为什么有罪。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认为自己支持招聘和招生中的平权法案，自己的教学大纲中总是包含非裔美国人的材料等等，这些并不重要，你仍然必须接受培训。其实，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培训，那只能证明你真的需要培训。
但是这次发生的情况与以往不同。教务长的信发出以后，历史与政治系的一位68岁的教授杰弗里·J·波尔沃德（Jeffrey J. Poelvoorde）发表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声明“我不能，也不会遵守这项命令。”
波尔沃德不喜欢这个建议的强制性，而且还批评校长无视弗洛伊德死后发生的抢劫、暴乱和暴力。他也担心这个多样性和偏见识别培训强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要求，作为一所基督教学院里唯一的犹太人，他特别有能力辨别。此外，他承认自己是“一名共和党人和政治保守派”，这一身份加剧了他的孤立感。
学生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写信给校长说波尔沃德的信如何让他们非常沮丧。纽柯克给所有学生回信，向他们保证匡威学院致力于多元化，并且表示“波尔沃德博士不是匡威的代言人”。她再次要求每个人都要完成偏见视频培训，并且要求任何经历过歧视的学生向各院院长报告。
几天后，她写信给波尔沃德，告诉他偏见培训是必要的，因为有“一种更严重的疾病影响着匡威，就是种族主义和歧视”。她还指责他劝告有色人种的学生对来自白人同学的种族歧视不予理睬，她说她为他因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感到悲哀。她重复说，他必须服从命令，“这并没有侵犯你的权利”。
波尔沃德聘请了律师，该律师在7月底给校长寄回了一封信，对有关骚扰的法律专业培训和被她称为“思想改革的侵入性尝试”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培训”做了明确的区分。她还援引了匡威公布的有关思想自由的政策，并且把偏见培训定性为思想强迫。她要求匡威只做一件事：让培训成为自愿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
校长的回复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培训仍然是强制性的。此外，她辩解说，这些材料根本不是强制性的，只是一种让工作人员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的方式。
波尔沃德既没有被打动，也没有服从。这使得教务长在8月4日发出了一份通知，警告说如果波尔沃德不参加培训，“匡威将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直至包括解雇你。”
律师快速回复，并且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如果匡威同意把培训变成自愿性的，波尔沃德“会很乐意接受”，但是如果这仍然是一项强制命令，他将不会同意。
最后，来自学校管理层的一封信结束了这一事件。教务长通知他，他拒绝完成视频培训课程，因此构成了“拒绝履行合同责任”。校方决定只是斥责他，而不是终止合同，不过，他的行为将被纳入“未来的薪酬决定”中。
一个人坚持异议的故事结束了。他没有丢掉工作，但是他要付律师费，忍受着公众的羞辱，但是他捍卫了正直的品格，仍然继续着自己的职业生涯。波尔沃德是那种对过度的压力有反应的人。他不愿意信以为真地把大学管理者当作道德向导来接受（纽柯克还不熟悉这份工作）。他不喜欢被人当作有问题因此需要再教育（没有证据表明波尔沃德曾经歧视过学生或者其他任何人。）
为什么像他这样坚持异议的人不多？显然，因为校园居民胆小；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有孩子和抵押贷款。可是问题是：假如有另外两名教授也加入了波尔沃德的行列，这件事就会很快结束，校方就会作出让步，把培训变成自愿性的。
你看，只有一个坚持异议的人，他就会被当作疯子、麻烦制造者、怪人。三个坚持异议的人才能看上去像是一场真正的抗议。如果有三个人反对一项政策，那就很难将其归结为个人原因或者纯粹的阻碍。发生在匡威的故事的真正主角并不是波尔沃德，而是他的所有没能站出来说“冲我来！”的同事。
我把他的案例看作是学术自由的胜利——也许吧。这要看他的榜样是否会发扬光大。我们要看接下来的几个月，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将会有更多的思想控制的举措在全美国的校园里出现。波尔沃德的案例表明那些胡乱干涉的官僚可能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
原文Thou Shalt Admit Thy Guilt—Or Maybe No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学的名誉英语教授。他的作品曾在《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