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中国人，比如709律师出国，都被公安机关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国。我到美国后，很多人都很好奇地问：“你是怎么到美国的？”。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人，了解我反迫害的一些经历后，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出国。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实传言。这里，就专门谈一谈我是怎么到美国的。
“你绝对去不了美国”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曜，誉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曾经是中国30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多次到美国、香港、台湾等地考察、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获得过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担任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退休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是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获此荣誉的23名学者之一。
1989年，我曾报考过高放教授博士生，并被录取。但是，那一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和“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我因为参加武汉地区百名知识分子声援学生的签名，被取消录取资格。在我非常沮丧之际，高放教授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1991年，我再次报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生，再次被录取。高放教授是我人生转折关头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对高放教授，我一直心存感激。
后来，我因为坚持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中共非法监禁5年。期间，我曾写信向高放教授求助。高放教授没有因为我身处逆境而转过脸去，继续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他还向一位朋友介绍说，我在中纪委工作时，有人到我办公室送礼，我一再推辞，对方坚持要送，最后，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这个礼，我无论如何不能收，对方才没再坚持。这位朋友听了，非常感动，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这个朋友主动给我的家人寄了3000元人民币。直到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于这样雪中送炭的事，我也是非常感激的。
2013年7月10日出狱后，我专程登门拜访了高放教授。在高放教授的“书接顶斋”，我跟他详细介绍了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之后，高放教授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脱口而出，说，“我想去美国。”86岁高龄的高放教授，立即打断了我的话，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对我说：“你绝对去不了美国，即便你办好了所有手续，登上了飞机，也会被当局从飞机上‘请下来’！”
当天晚上，高放教授专门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劝我打消去美国的念头，还跟我举了很多例子，谁谁谁，所有手续全办好了，但在登机前的一刻，被中共当局拦下来了。
“做而不求”办护照
2014年5月16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了出国护照。
此前，我按照常人习惯的思维，认为自己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办护照肯定挺难的。一次闲聊天时，一位朋友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出国？”我说：“想啊，就是不知道办护照会不会有麻烦。”这位朋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转身进了他的房间，然后，将他刚刚办好的护照拿给我看。这个举动一下子点醒了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不是讲过“做而不求”吗？我连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就办不成呢？当时，我就决定：先做了再说。
几天后，在这位朋友的陪伴下，我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办事大厅办理护照。在这里，有个小插曲。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马上上网，看到了我的相关信息。然后，仔细打量我，停顿了一会儿后，说，你身份证上的照片与你本人不太像，你得到派出所办一个新身份证，否则，出海关会有麻烦。我马上意识到她在网上看到了我被判刑的信息。我说，我的身份证是有效证件，在有效期内，没有问题。工作人员没再说什么，还是给我办妥了所有手续。一周之后，我收到了中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护照，是用特快专递寄来的。
之后，我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办理赴美签证。事先，我准备了一大堆资料，结果，全都没有用上。签证官与我谈话不到5分钟，就决定发给我签证。2014年9月12日，我收到美国驻华使馆签发的签证。
被迫离开我的祖国
在办理护照、签证前后，我一直在给习近平、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寄挂号信，依法检举中共公、检、法、司对我的迫害，要求习近平等依法维护我的人权，特别是工作权。如果习近平等依法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出不出国，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在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我寄了很多挂号信，但是，没有一位官员依法维护我的人权，没有一位官员依法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在中国大陆，就法轮功问题，跟中共最高层官员讲真相，我都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寄挂号信讲的。我去美国，也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去。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寄给习近平、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中，将我办护照、签证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当时，我真实的想法是，只要他们依法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我可以不出国。但是，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2015年1月22日，当我离开家，坐上车，去往北京机场的途中，我没有显示出任何高兴的样子，相反，心中有些淡淡的伤感。在北京，我以最和平理性的方式，尽我最大的努力，试图让习近平、中纪委监察部领导，按照他们自己讲过的话，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维护我的人权，特别是工作权。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是被迫离开北京，被迫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的。
出海关出奇地顺利
2015年1月22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北京机场。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后，我来到边检窗口。边检人员对我的护照、签证、机票等进行了例行检查，一句话也没有问，就放我进去安检。安检人员对我的身体和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常规检查，就放我出关了。整个出关过程，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顺利到超乎我的想像。
在候机厅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来到登机口。这里，居然还有一道随机抽签的安检，正好抽到了我。此时，高放教授的话在我耳边响起。虽然心里“咯噔”一下，但从外表上没表现出来。我不动身色地配合安检，看看会发生什么，很快，安检完毕，啥事没有。通过安检后，我顺利登上了飞机。
下午6点半左右，夕阳西下时分，我乘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滑过机场跑道，徐徐起飞，升上万里蓝天。直到这时，我才舒了一口气。在满天的彩霞中，我终于离开了给我带来无尽苦难的北京，奔向自由的彼岸。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我原以为飞机会从北京往东，飞越太平洋，再飞到纽约。但是，飞机一路往北，经辽宁、吉林、黑龙江、俄罗斯、北极、加拿大，再折转向东南，经过12小时长途飞行，也是夕阳西下时分，美国时间2015年1月22日下午6点半左右，飞抵毗邻纽约的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当我顺利通过机场安检，并得到美国边检人员认可，走出机场大厅的时候，我简直像在做梦一样。“我真的到美国了吗？”我不停地问自己。抬头仰望蔚蓝的天空，远眺曼哈顿璀灿如银河落入凡间的灯火，呼吸着没有雾霾的清新空气，我确信：我真的到了美国，到了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美国。
感谢神的一路呵护，我终于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抵达了美国。
为什么高放教授认为我“绝对不可能”去美国？
首先，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且属于中共认为的“法轮功顽固分子”。按中共的说法，“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措施，被判劳教的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坐牢”属于刑事处罚措施，被判坐牢的人，属于敌我矛盾。从监狱出来的人，是中共的敌人。
按照监狱的规定，出狱的服刑人员，必须写“认罪悔罪”总结，才能出狱，这是一个必须走的程序。但是，我出狱时，一个字的“认罪悔罪”总结也没有写，属于中共常说的那种“死不悔改的人”。这个情况，监狱肯定向北京市610办公室作了通报。
出狱前夕，北京市610办公室的一行人专程到监狱“看望”我。我被带到监狱中心大楼的一间办公室。进去之后，我看到椭圆形的会议桌对面坐满了人。一番空话之后，转到正题上，其中一人说，你出狱当天，将把你送到“法制教育基地”去。这句话立即引起我的警觉。我早就听说过，所谓“法制教育基地”，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洗脑班。我当即明确指出，我出狱后，保证我自己遵纪守法，同时也希望你们遵纪守法；如果你们违法乱纪，我要向中央领导告你们。
那个人立即开始编假话，说：“你误会了，去法制教育基地，是要办一些手续。”此前，我就听说过，一些法轮功学员出狱后，被直接押解到洗脑班，继续洗脑；洗完脑之后，或被逼录相，揭批法轮功，或被逼在所谓“三书”（即“认罪书”、“悔过书”、“保证书”）上签字。我决不能上当受骗。因此，我很严肃地指出：出狱当天，我必须回到家中。
按以往的惯例，法轮功学员出狱，一般来说，都必须有610办公室官员来接，或当地派出所的人来接；否则，不准出狱。但是我出狱那天，610办公室居然没有派一位官员来，是我妻子直接把我从监狱接回家的。
按以往的惯例，法轮功学员出狱后，610办公室官员或警察往往会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谈话，或要求法轮功学员到指定地点谈话，或在中共的所谓“敏感日”以打电话或面谈的方式“警告”一番。但从我2013年7月10日出狱一直到2015年1月22日出国，长达1年半，560天，610办公室官员没有找过我一次。
尽管如此，我出狱后，作为中共眼中的“法轮功顽固分子”，我肯定在610办公室秘密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上。
其次，从入狱到出狱，5年里，我依法写了大量检举信、控告信，包括上诉状，检举、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与我的案子有关的鉴定人、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等。
在控告江泽民的信中，我多次反复提出：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江泽民死刑丝毫不为过。在这些书面文字材料中，我向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比如，2009年10月13日，我写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白纸黑字提出三点诉讼请求：第一，撤销原判；第二，依法逮捕徐丽文法官（我的案子的初审法官、审判长）；第三，徐丽文法官必须赔偿我的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中共的监狱里，我一直在反迫害，且矛头直指所有参与迫害我的警官、检察官、法官、狱警，直至江泽民。
再次，蒙冤坐牢前，我曾长时间接连不断向中共最高层官员直至最基层官员寄挂号信，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
比如，2005年10月16日，就依法审查江泽民，我写了致宋平等13位中共老干部的信，以挂号信方式，寄给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前中纪委副书记候宗宾、曹庆泽、徐青、刘丽英、傅杰，前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
这封信还寄给了江泽民，胡锦涛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各委、部、局、办的主要领导，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务院所属委、部、局、办的主要领导，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个县（市）委书记，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所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
此信还寄给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派出所警官张岩恒等。
第四，1999年12月2日被中纪委监察部辞退回家后，我成了“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公安机关派专人对我的住所进行长时间没完没了的监控。每到所谓“敏感时期”，我或被叫到派出所“谈话”，或被以“谈话”为名带到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或被监控人员告之不得外出。一段时间，我走到哪里，监控人员就跟踪到哪。
第五，我是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那里挂了号的人。1999年4月25日晚，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发誓要“战胜法轮功”。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
因在法轮功问题上表达了跟江相反的看法，冒犯了江个人的绝对权威，1999年7月20日，江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当天，我被中纪委、监察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武警总队组成的联合专案组“隔离审查”。之后，被关押135天，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我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全党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第六，我出国前确实有人在机场被限制出境。比如，2014年11月10日，作为法国大使馆邀请的客人，张磊律师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警察也想像不到我能去美国
不仅高放教授不相信我能到美国。我所在街道派出所的警察和我所在居委会的领导，都不相信我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到美国。2015年2月10日，中国新年前夕，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得知，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妻子，要求跟我当面谈一谈，被我妻子婉拒。
2015年3月2日，中共“两会”前夕，派出所警察再次找到我妻子，再次要跟我当面谈一谈，再次被我妻子婉拒。第二天，3月3日，我所在居委会的一位领导找到我妻子，要求我去填写一份“保证书”之类的东西，也被我妻子拒绝。
中共决定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这又是中共的所谓“敏感日子”。2015年8月2日，居委会领导给我妻子打电话，问：“王友群是不是准备出国？”我已经到美国半年多了，居委会领导还以为我人在北京呢？
为什么我能平安抵达美国？
我想，关键原因有两条：
第一，得到了神的护佑。中国老百姓常讲：“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就是佛、就是道，就是神。法轮功修炼者都相信：神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因此，作为修炼人，必须按照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修好自己。天助自助者，神助修炼人。
第二，自从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重德。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期间，我可以“以权谋钱”。只要我一个电话，就会有人主动把钱送到我家中。从表面看，我还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但是，我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切实做到了不贪财。我也可以“以权谋色”。现在，在中国大陆，只要你有权，有地位，主动投怀送抱的太多了。但是，我按照法轮功的要求，确实做到了不好色。在“钱”和“色”这两个当代中共官场最大的问题上，不夸张地说，我是切实按照法轮功修心重德的要求去做的。
结语：
古老的中华大地，历史上被称为“神州”。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都是信神敬神的，相信按照神给人规定的道德做人做事，一定能得到神的帮助。
美国的国父们也都是信神敬神的。美国被称为“上帝之下的国度”。美国《独立宣言》四次提到“创世主”。美国总统川普演讲时，经常讲，愿神保佑您，愿神保佑美国。
苍穹之下，人海之中，其实，神就在我们身边。只要虔诚地信神敬神，就一定能得到天佑神护。我能从北京平安抵达美国，就是神眷顾与呵护的结果。
因此，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对神的无尽感恩。也衷心希望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能与神同行。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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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