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无政府极权主义（1966-1976）
与土地革命和大跃进骇人但几乎未知的恐怖相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看起来几乎不大。死亡人数的估计值差异很大：大多数作者引用的数字在40万到100万之间；不过，多梅内克计算的数字在100万到300万之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文化大革命都影响了世界的想像与记忆，不仅源于其话语和行动的极端激进主义，也是因为它直接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它主要是一种都市现象，出现在电视时代，为此，它呈现出一种宏伟的政治仪式图像，组织巧妙，充满感染性狂热。此外，与早期的运动不同，文革几乎是一结束，就在中国本身受到官方谴责。当时，控诉红卫兵的暴行变得完全可以接受，特别是如果暴行涉及较老的干部和共产党领导人。不太受欢迎的是控诉解放军在恢复秩序期间进行的大屠杀。
文革充满了悖论。首先，它是一个极端主义看似几乎肯定会获胜的时刻，也是一个革命进程似乎被牢固地制度化、一年内已席卷所有权力中心的时刻。但与此同时，它是一场范围极其有限的运动，几乎没有蔓延到城市地区以外，只对学童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农村仍在从大跃进中恢复，与苏联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中央文革小组”（CRG）决定，农民、军队和科学研究（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核武器为中心）应不受影响。CRG的理论是，该国必须稍微退一步才能更好地前进：从长远来看，社会或国家的任何部门都无法逃避革命进程。但农村人紧紧抓住刘少奇给予的小小自由不放，特别是他们小小的私人地块。无意摧毁国防或经济：最近的大跃进经历在后面这一点上激发了谨慎态度。相反，主要目的是在社会的知识和艺术“上层建筑”方面夺取主动权，并控制国家。最后这个目标从未完全实现。尽管有时违反了那些规则，但在绝大多数人口仍活着的村庄没有重大冲突或屠杀的报告；约64%的农村事件发生在主要城市地区的边远地区。不过，在革命出现的最后阶段，有大量处决的报告。处决的是在冲突中站错队的个人以及逃往农村的红卫兵。这些事件与20世纪50年代清洗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消灭整个一部分人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一开始就特别受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长久成为迫害的主要目标。而且，迫害者往往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最凶残的事件通常是警察暴行或局部范围内相对自发的暴力行为的结果，而不是总体战略的结果。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央政府确实发布了命令，下令进行军事行动，导致了大屠杀。这些本质上是对被认为已经失控的局势的应对措施。总的来说，这种情况与土地革命的相似性甚于与1989年事件的相似性。在许多方面，文革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陷入僵局并正在失去动力的最初迹象。
采用比较方法，还有一个悖论为文革的存在提供了解释：红卫兵运动是一种“压制性造反”，而它被扑灭的方式则更具压制性。一定程度的恐怖，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之中。1966年至1967年，以袭击国家机构为主要目标的最激进团体仍然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那里不乏支持者，包括毛泽东本人。每当需要采取手段时，毛就会动手，从不停息。按照中国的伟大传统，这些激进团体甚至在叛乱本身当中也会使用政府的权威。在镇压方面，他们从不拒绝相互超越。他们批评政府对阶级敌人太过软弱，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全副武装的“调查组”、自己的道德警察、自己的“法庭”以及自己的监狱。在整个文革期间，“低层对高层的斗争层出不穷。但对‘低层’进行动员、训练和恐吓的正是政府本身。精英阶层也有卷入，但不敢承认。”政府改头换面，允许自己受到批评甚至惩罚，代表着“毛主义明确的套路。经过漫长的探索，它最终建立起一种超越国家和社会的另类政治的永久性原则，将反叛和权威结合到其中”。当然这并非真正的替代性选择，因为它建立在幻想之上；因此，那些真正试图创造革命的人有着巨大的挫折感。《气盖山河》（The Leopard）中的名句“万物要保持永恒，就必须做出改变”，最终意味着人们不仅质疑革命，而且质疑整个权力中心。这是一场少数人的运动，但产生了重要后果，例如促成了1979年民主墙（Democracy Wall）的产生。其最大胆的理论家魏京生强调了一场源于合法性不满的运动中最终致命的矛盾：
这种愤怒的爆发迅速变成了以暴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并被引入斗争中，把暴政强加于人民……这导致了一种荒谬而自相矛盾的情况，即一个民族起来反对自己的政府，目的是捍卫它。人们出来反对正导致他们如此遭难的等级制度，同时挥舞旗帜支持该制度的创立者们。他们要求民主权利，同时又在诋毁民主，并让自己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得以受暴君思想的指导。
文革产生了大量能引起人们极大兴趣且具有高质量的文献，从受害者及其迫害者那里均可获得许多目击者报告。因此，它远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以往的事件更加为人所知。与其说它仅仅是又一场群众运动，不如说它真的是一场革命（尽管是流产的、不完整的，像是对解放军的模仿，但仍是一场革命）。远不止于镇压、恐怖和犯罪。它是一场极其多变的运动，在影响方面，从一地到另一地差异很大。我们在这里只会关注镇压方面。这些可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类别：主要发生在1966至1967年的、针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干部的暴力；1967至1968年红卫兵各派之间的一系列对抗；1968年军队为恢复秩序而进行的野蛮镇压。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来自1966年的一些变化被以一种相当敷衍的方式制度化了。同时，宫廷内开始了一场争夺毛泽东继任权的斗争。那时，他因疾病已变得相当虚弱。发生了很多震动：正式继承人林彪于1971年9月被除掉；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大批作为“修正主义者”被淘汰的干部，被重新纳入权力结构；1974年，党内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左派”攻势；1976年1月温和派总理周恩来之死与9月毛泽东本人之死之间，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上海四人”试图夺取权力；到了10月，这四人只是一个“帮派”而且都已入狱。然后，该国由华国锋领导了两年。他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在粉碎红卫兵之后的几年里，镇压很严酷，但与50年代的非常相似。
革命中的重要人物
文革是一个人和整整一代人的交会。那个人当然是毛泽东。由于在大跃进的灾难期间处于政府的核心位置，他的声望受到了损失，并被迫于1962年将权力移交给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两年。被降到（公认有声望的）党主席职位后，他开始越来越依赖他的口才，因为作为一名公众演说家，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活动家，他意识到同时被作为傀儡首脑崇拜并在该职位上被有效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他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来强加他的选择。党由刘及其助手、秘书长邓小平所完全掌控，并免受任何外部影响。像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一样，政府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实际上由周恩来所掌管。他是一位聪明的机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属温和派，如果不是行动上的话；事实上，他在两派之间的对抗中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人物。毛意识到，他在1957年的清洗中失去了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在1959至1961年的饥荒中又失去了农村大众的支持。但是在共产中国这样的国家，分裂和害怕的大多数人，相比那些地位显要的少数活跃人士，远远不是那么重要。自1959年以来，解放军一直由林彪领导，林彪是毛泽东的忠实支持者之一。林逐渐将解放军转变为另一个权力中心。1962年后，它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运动致力于提升军事素质，如清教主义、纪律和对党的事业的奉献，实为反右派清洗。1964年以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新政治干部是解放军行伍出身。他们与一小群知识分子和失败的艺术家密切合作。这些艺术家聚集在江青及其计划周围。该计划是彻底摧毁所有未遵循党的路线的艺术和文学。军训成为所有学生的义务。1964年以后，所有工厂、地区和农村地区都建立或重组了武装民兵组织。军队本身从来就不是权力的候选人，因为它实际上是由党控制的；被广泛传言为海洛因瘾君子的平庸的林彪没有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军队首先是毛的人寿保险单，或者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他自己的长城。
毛认为他总能指望的另一个战略杠杆是年轻一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接受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在专业培训机构尤其是军事院校中接受培训的那部分年轻人。这些院校是解放军被授权训练红卫兵的唯一机构。它们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这是个巨大的优势。那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力斗争。上海四分之一的居民就读过一所或另一所这样的学校。1966年年龄在14至22岁之间的人将成为毛最狂热的工具，因为他们既狂热地相信教条，又非常沮丧。他们属于1949年革命后完全受过教育的第一代人，既过于年轻又过于都市化，而对大跃进的恐怖一无所知；刘及其亲信会后悔没有正式批评大跃进。受到政权的放任和劝诱，他们相信，对毛来说，他们是那张要书写中国共产主义伟大史诗的白纸。毛向他们保证称，“世界属于你们；中国的未来是你们的。”他们很快得知，“党就是我们的爹娘”，正如一首红卫兵歌曲所唱的那样。面对任何关于亲子关系的冲突，他们的选择很明确：要与父母断绝关系。帕斯夸里尼讲述了一个孩子──“一个10岁或11岁左右的卑劣小鬼”1962年到劳改营见到其父亲的故事：
“我本来不想来到这里”，他大声地说，“但是我妈妈让我来的。你是个反革命分子，有辱门第。你已经给政府造成了严重损失。你坐牢是活该。我唯一能说的是，你最好好好改造自己，否则你将受到你应受的惩罚。”甚至警卫都对这番愤怒声讨感到震惊。囚犯流着泪（本身是被禁止的）回到牢房，咕哝道，“要是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会在他出生那天勒死他。”田（Tien）[警卫] 放过了这件事，连一句责备都没有。
1966年，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加入红卫兵正适龄。最年轻的往往是最具暴力性的，羞辱受害者时也是最积极的。
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也感到沮丧。他们没有机会展现英雄气概，而他们的父母一代总是告诉他们革命或战时的经历：长征、第一批红色根据地、1936年至1938年的抗日游击战。再一次，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要重演，但这次是闹剧。面对体制化的革命自身造成的灰色的混乱，以革命的名义，他们发出疑问，仅用他们那些少得可怜的关于毛，或许加上些微关于列宁的知识。文学传承和自由讨论的权利被剥夺。有幸逃过1957年“整风”镇压的教师们，被剥夺了这些权利，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中很多人来自“黑”类，遭遇过诸如基于阶级的选择程序和配额等障碍，几乎从未真正希望在生活中找到一份工作或实现他们的价值或抱负。“黑”类常常占多数的精英学术机构也往往是最具革命性的。1966年10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颁布法令，针对出身不好的人正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是启动这个过程的关键一步。
11月16日和12月15日，授权在工厂和村庄组建红卫兵组织，决定性地扩大了这场运动。同一时期废除了在文革开始时为控制工人而制定的很多负面的政治立法。那些已被平反的人抓住机会，寻求废除“右派”的标签，并销毁保存着每个人观点和“错误”的机密文档。有两类工人与学生联手：“落后分子”和其他不论年龄大小都受到政治歧视的人（尽管实际上一切都已成为政治）；季节工──他们一般都很年轻，工资按日计算，因此没有工作保障或工会会员资格，希望加薪和签下长期合同。后一类群体实际上在大型新工厂工人中占了大多数。还有许多看到一个意外机会来推动其事业的年轻干部、过去以某种方式受到惩罚并渴望进行某种报复的管理者，以及通常的机会主义者。由此产生的联盟是一群不满现状者的大杂烩。他们心里充满了苦涩，渴望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准备对所有机构──学校、工厂和办公室发起攻击。归根结底，他们总是占少数，只占城市居民的20%，在全国范围内占更小的少数。因此，只有当国家因中央相互矛盾的命令而瘫痪以及解放军受其自身规定阻碍时，他们才能成功。最终，交替地刺激与抑制革命步伐的总是毛本人，尽管他也常常不确定该怎么做；权力斗争和迅速变化的当地局势使他不断寻求在叛乱与自己对权力的掌控之间进行调解。“造反者”这个名字体现出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当他们最终夺取权力（更确切地说，移交给了他们）时，他们队伍中的矛盾和他们自身自私的野心立即占了上风。他们自称仅仅是为了反对某事，却引起了可怕的斗争，经常是武装斗争。（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