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关乎政变？成了这几天的热议话题。本文就浅谈一下政变问题。
习近平上台后，政变传闻就没停息过，但真正对习构成政变威胁的，实际是从2018年开始。笔者在2018年中共政局综述“中共向‘毛时代’回归 内斗凶猛”一文中，赞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党内乱象纷飞情形严重，已具备政变环境。”现在的中共政局，相比2018年，是全面、深入、加速恶化，习的处境是危险多了，应该说政变的可能性也大多了。
但是，从“已具备政变环境”和“政变可能性的日益增大”，到发生政变，这可是“惊险的跳跃”，有个过程，需要很多具体因素的汇集、耦合、激荡，其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们不妨先简单盘点一下毛死后，中共政变的那些事儿。动用军事力量的政变，有三次。
第一次，1976年9月9日毛死，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汪东兴，将毛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5人抓捕，文革就此中止。这次政变主要是靠汪东兴，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着中央警卫局，用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执行的。政变顺利，动作也不大。
第二次，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动用了几十万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用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话说，邓小平镇压六四，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达到了让赵紫阳下台的目的。但这场政变中，邓小平针对赵紫阳，并没有像抓捕四人帮那样直接动用军队，其实也用不上，因为当时邓对政局有绝对的掌控力。可是，邓还是不放心，因为一些军队将领、许多老军头都反对镇压，赵当时也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尚有些威信，所以北京戒严用了几十万军队，目的是部队之间相互监控、钳制，确保万无一失。这几十万军队除了屠杀学生外，在政治上主要起弹压、威慑作用，谈不上直接参与政变，算是间接参与。
第三次，六四之后中共的最大骚乱，是2012年3月19日的未遂政变。2月6日王立军逃到美领馆，直接导致了薄熙来3月15日落马。也就在3月15日，胡锦涛亲信许林平接任38集团军军长。3月19日夜，周永康调动大规模武警部队，包围新华门和天安门，要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并伺机行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许林平调遣38军士兵进入北京市中心，迅速将武警缴械。周永康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三次之外还有一次，是以一些军队高级将领为主干，突然逼宫，兵不血刃，达成目的。这就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密谋政变，成功留任军委主席。
原本，经过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五次激烈的辩论并经表决之后，中共议定江泽民十六大全退，江还为此讨价还价，趁机将自己的几个亲信当了常委；但江的权力欲望与阴谋诡计，超出一般人的想像。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被江许愿当下届国防部长的张万年，突然站起来用非常强硬的态度发难，提出了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建议江留任新一届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5点理由。最后，举手表决，除李瑞环、尉健行、曹庆泽三人弃权，张万年等20人的“特别动议”获得会议通过。江留任军委主席，直至2004年交班胡锦涛。但胡锦涛就是接班了，也还是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只有等到习近平上台后，江泽民的军中人事布局才被粉粹），胡锦涛的政治能量，与江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盘点这四次政变，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两个特点。
第一，政变成功方都是政治优势者，占有上位，控制话语权，势力庞大，根深蒂固。试看：四人帮多是叫嚷，没多大根基，没什么威信，叶剑英等实权派也没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赵紫阳虽有威信，但没根基，政治能量与“总设计师”不是一个等级的，被废黜时几乎没有反抗能力；周永康虽是政治局常委，掌管着近200万力量的政法系统（核心是武警部队），虽跋扈嚣张，却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人也不是举旗为王的料，政变具体目标也不是篡夺最高权力，莽撞举事，名不正言不顺，遂被胡温轻松制服，还迫使江、曾与周切割。
第二，政治力量优劣决定政变结局，军事力量是个筹码，但单凭军事力量难以发动政变，更难成功。中共一贯强调“党指挥枪”，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严格控制。一般情况下，政治优势者都控制着军事力量。中共内斗残酷，附带的，中共体制对政变的防范也相对成熟。这大大增加了政变的难度。
这就比较好解释：习近平先后拿掉两个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和两个现任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为什么没有引发强烈反弹？
同样，这也可揭示一些政变传闻的不实。例如，传言2009年中共17大四中全会时，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峰辉因为没得到军衔的提升而发动政变，阻止了当天会议上选出的胡锦涛18大接班人，直到一年后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才被宣布为胡的接班人。
2017年19大前夕，房峰辉和张阳落马，被称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也被拿下，传言他们密谋政变。这些人勾结在一起谋划政变，这是有可能的，但要举事就不大可能。因为，他们虽有势力，但毕竟不处在政治核心圈中，只算方面之才，没有统帅全局之力，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核心人物、狠角色。
本文开篇提到的，传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与政变有关，这个传闻也难属实。
从当今中共政局来看，内外交困，的确，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同时，难度可能也越来越大。
其一，政变的核心人物难以浮现。江曾派系这边，江泽民是垂死之人，曾庆红野心勃勃、诡计多端，但自身劣迹斑斑，没有人望，做狗头军师可以，当老大则不可能。（泛）团派这边，李克强、汪洋都无明显的篡权意志和能量，只是坐等形势发展。太子党这边，习近平早就严加防范，亲手摧毁了太子党派系，薄熙来倒下后，太子党这边就没有强力人物了。而没有核心人物，政变难以发生，发生了也难成功。
另一方面，中共现在这个烂摊子，任谁上台也摆不平，明智一点的人没有愿意伸头的。大家都把习近平当作背锅的，让他来搞，在台上撑着，自己尽量溜，找后路。
当初苏联“819”事件，苏共强硬的头面人物，包括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克格勃局长和苏联国防会议副主席等等，实力不可谓不雄厚，可为什么政变3天就失败了呢？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核心人物。
其二，习近平严防政变。对现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习通过一年一度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听取五大机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汇报及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三招，确保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其他常委根本无法与习并肩。
对“老同志”，则如今年一封以“邓朴方”的名义写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所说，“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都加以‘特殊保护’，名为‘特殊保护’，实际上是限止通讯、限止行动自由、限止客人到访”。
习的严防死守，使得中共高层串联发动政变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这样，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交错在一起，最后导致的将是爆炸性结局：好一点的是“戈尔巴乔夫模式”，交出权力，叶利钦取而代之；糟糕的则是“齐奥塞斯库模式”，夫妻死于乱枪之下。但不管哪一种模式，中共都必然解体。
看看当今中共的现状和世界的潮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共灭亡是谁也挡不住的；鉴于中共的邪恶要超过比苏共、罗马尼亚共产党许多倍，民愤更大，那么对中共的清算恐怕也会严厉许多；谁要保中共，谁就要承担中共的一切罪恶。
最后，我们且来回答“中共何时发生政变”这个问题：政变很可能是与中共灭亡同时到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