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不仅是关乎古代农耕的国本重器，也是一个朝代的象征，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历法，经朝廷专业的司职官员修订，再由皇帝钦定，以诏书的隆重形式颁行天下。定正朔、颁历法，往往昭示着国家一统和秩序的砥定。
因而中国的历法又名“皇历”，受到历朝皇帝的重视。康熙帝也曾对大臣讲过“天文历法，朕素留心。”[1]经过传教士的修订和中西历法之争，清王朝终于确立了全新的皇历，但是康熙帝仍继续关注新历法的精确性。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康熙帝亲自用仪器进行测验，发现西洋历法在夏至的推算上也出现误差。
康熙帝告诉大臣们，西洋历法大致准确，但是时间久了在细微的时分度数上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这一年夏至，钦天监奏报是午时三刻，但是他仔细测量发现，正确的时间是午时三刻九分。这样一来，十年后历法的误差就会越来越大。于是，老当益壮的康熙帝，又在心中规划着又一幅鸿篇巨制的文明蓝图。
一代大典
汇编一套最高学术水平的典籍，以此教化天下、垂范万世。——康熙帝
（出处：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清史稿》）
畅春园，是康熙帝仿照江南山水敕建的皇家园林。建成后，康熙帝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园内居住，是他晚年最爱居住的离宫。当康熙帝意识到修订历法的必要性后，他在这里的蒙养斋设立算学馆，招天下能人异士于此，研究天文历法，擅长自然科学的传教士也入值其中。
蒙养斋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要撰修历书，还涉及乐律、算学等多个领域。因而，这里也有了“中国科学院”之称。康熙帝非常重视他们的工作，特意命三位皇子和几位大臣参与其中，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每天蒙养斋编修的书稿，都要进呈康熙帝亲览、修正，才能定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部长达百卷的巨著完成了，代表了当时中西学术的最高水平。这套书包括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和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三部专著，不仅涵盖了西方算学、天文学、声律学等自然科学，也汇集了传统历法和乐论的精华，康熙帝把它们合称为《律历渊源》。
在自然科学方面，康熙帝还把自己一生所学，凝结成一部《康熙几暇格物篇》。顾名思义，就是康熙帝利用万千政事中的余暇时光，把生活中思考、实践的科学问题记录成文，形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论文集。
这部文集，包含九十三篇短文，对物理学、天文学、医药学、古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进行论述，并且注重科学验证，是古时候唯一一部出自皇帝之手的科技著作。它代表着这位盛世天子在卓越政绩之外的，在科研方面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比如，康熙帝年轻时，在丰泽园的皇家稻田上巡视，偶然看见一株水稻高于众稻之上，种籽品质绝佳。于是他收藏起来，来年进行播种实验，发现这类水稻不仅早熟，而且能够一岁两熟，制成的大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特名之为“御稻米”[2]。四十年来，康熙帝食用的都是这种稻米，他还在关外、江南推广，有利民之功。
还有“定南针”一条，康熙帝指出，指南针所指向的位置不是正南方，各时各地的误差也不尽相同。比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指南针在京城的方向偏移三度，在盛京为正南，而康熙五十年后京城的误差变成二度半，其它省的指向或偏东或偏西，情况都不相同。康熙帝的结论是在实地测量的基础上得出的，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古代实测资料。
国家地图
以天地六合为疆域，以四海八方为边界，幅员辽阔，无远不至，真是前所未有的地图精品啊。——康熙朝九卿
（出处：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巾员】该广，靡远弗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康熙朝实录》）
在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学之后，康熙帝还准备运用全新的知识，勾勒出又一幅更为宏大的图卷。康熙一朝在科技上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除了科学专著《律历渊源》外，最著名的就是绘制出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地图。
古代的地图叫舆图，清朝以前的地图都是平面图，无法展现地势高低起伏，在实地计算时就会出现误差。因而康熙帝从即位起就非常关注舆图的准确性，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朕自幼就关注国家的地理。古今有名的山川，无论处在多么偏远荒芜的地方，朕一定会详细考察图册、广泛询问意见，务必收集到准确的信息。”[3]于是，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远赴昆仑、西域绝远之地，亲自考察每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并把它们添加到舆图中去。
在见识了西方精确的算法和精密的仪器后，康熙帝每每出巡时，都带着传教士随行，让他们负责测量地理位置和舆图绘制的工作。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怀仁首先完成了《坤舆全图》，将更早期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加以完善。这是一幅世界地图，中华王朝第一次有了绘制成两个半球型态的世界地图。
此外，南怀仁还撰写了上下卷《坤舆图说》，为地图做注，介绍了地球形状、自然现象、五大洲分布，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
经过多次出巡、用兵中的地理考查，时机已经成熟了。康熙帝于四十六年（1707年），下旨命传教士雷孝思、白晋等与中国的学者、官员，在全国展开大型的实地测量活动，着手绘制一幅更为详细、准确的清王朝地图。
官员们跋山涉水，走过中华神州的每个角落，结合原有的土地丈量方法和西式的天文测量法和三角测量法，进行着持久不懈的辛劳工作。集中西精英的力量，这幅地图终于在十一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问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这部舆图集，以铜版刊印，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约为1:140万，展示了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的中华版图。它是中国第一幅用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制作的地图，分为总图和各省的详细分图，其中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等细节，都做了明晰的标示，可谓“荒远不遗，纤悉毕载”[4]。
后世学者称赞，它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好的一幅地图，放眼欧洲也都是最好、最精确的旷世杰作。
传教兴衰
西洋传教士仰慕中华文化，万里航海而来。如今他们修订历法，制造火炮用于战争，赴俄罗斯谈判，为大清诚心效力，劳苦功高。——康熙帝容教令
（出处：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正教奉褒》）
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们，成为在中华推广西方文化的使者。不过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传播教义，那么，西方信仰在康熙朝发展的状况如何呢，它会像科技那样引起康熙帝的兴趣吗？
在中西历法之争以前，由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传教士尊重中华传统和儒家思想，非常贴合民众，加上汤若望等人供职宫廷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华一度传播顺利。康熙三年（1664年），入华传教士共计八十二人，修建教堂一百五十余座，教徒达二十万余人。
在汤若望“历狱”事件后，传教士的事业受挫。康熙帝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但是并没有解除对天主教的限制。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诏：“允许南怀仁等人照常信教，但是担心各省市再次建立教堂、吸纳教徒，仍然严令禁止传教活动。”[5]
不过康熙帝看重传教士的才干，大胆起用他们，并虚心向其学习西方科技。传教士们除了教授西方科技外，也忠心辅佐天子。他们中有的擅长铸造大炮，助朝廷平定三藩作乱；有的精通拉丁文，协助满清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清朝基业做出杰出贡献。在和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康熙帝对天主教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下达一道容教令，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推动传教事业攀上一个高峰。在诏令中，康熙帝赞许传教士多年来的功绩，认为他们一心传教，没有任何作恶行为，也不是左道惑众，不应禁止他们的传教自由。这是天主教入华百年来，中华皇帝第一次以诏书形式予以支持。
不过这段黄金时期并未持续很久。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祭天、祭孔、祭祖的传统，这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成为西方宗教的一大争议，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礼仪之争。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教宗派使者铎罗入华，在南京发布禁令，禁止中华教徒的祭祀习俗。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下令将铎罗押解至澳门关押，并严令在华传教士，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就要被遣回本国。
为了保护尊重中华传统的传教士，康熙帝还为他们发“信票”，作为长期留居中国和传教的凭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颁布明确的禁教令。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又宣布：“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6]从此开始朝廷长达百年的禁教政策。
尽管如此，康熙帝重用并礼待那些精通西方技艺的传教士们，让西方文化在清王朝继续熠熠闪光。康熙帝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再次彰显了他广博的胸襟和睿智的眼光。
注释：
[1] 《康熙朝实录》卷247：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未条。
[2] 出自《康熙几暇格物篇》。
[3] 《康熙朝实录》卷289：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条。
[4] 《康熙朝实录》卷282：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5] 《康熙朝实录》卷5：康熙八年五月辛未条。
[6] 出自《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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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