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由王芳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王芳因此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但是，到了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时期，王芳却倒了大霉，从1966年就挨整，1967年底被抓起来，1968年2月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押，直到1974年10月才获释。
王芳在温州挨批斗
王芳是个山东大汉，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长。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长，1965年8月起，兼任中共温州地委代书记。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曾任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的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等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久，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是分管政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彭、刘被打倒后，全国政法系统一大批官员被打倒。
文革狂风刮到浙江温州后，前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时任温州地委代书记王芳，被当成温州“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遭到大会批，小会斗。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围困在温州公安局，持续几天。他的秘书向浙江省委和中央办公厅报告后，引起关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毛泽东签发的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到温州，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11月26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赶到温州，在温州公安局门口，向造反派头头宣读了这份中央文件。但是，造反派头头怀疑文件的真实性，还扣押了沈策，派人到北京核实文件的真假。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一份文件，称中央文件是真的，必须坚决执行。之后，造反派才陆续散去。
王芳在杭州挨批斗
温州的批斗刚平息，毛泽东提出的“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响遍中华大地。1968年3月18日，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接见浙江赴北京汇报的代表时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和秘密录音”，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监视”，“还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之后，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王芳这个前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讲，浙江公检法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浙江省在“砸烂公、检、法”的过程中，666名政法干部，被斗争、审查298人，被隔离88人，受到各种处分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达1190人。
王芳被押解到北京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江青先后在15个场合提出过“砸烂公检法”，点了20多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名字，包括王芳。
1968年2月28日，王芳被关押在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收拾一下东西，立即转移。王芳以为要搬到杭州另外一个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上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开，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他不知道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直到6年后他从狱中出来时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长王济普，浙江省公安厅长吕剑光等。
这架空军专机共解押17人到北京。他们都是与侦查“18号专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官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讯。
王芳被追查所谓“黑材料”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受审查时，中央专案组没有要他交代“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谁反对江青，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一天吃三餐，副部级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
“18号专案”是怎么回事？
1954年3月7日，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谈了一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江青把匿名信给王芳看了，要求他破案。江青回北京后跟毛泽东谈了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认同。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专案”。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作为一个特大案件侦破，由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由王芳负责。由于匿名信的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求将侦查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都不是。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查明写匿名信的人，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朱明向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说明情况后自杀）。
江青销毁所谓“黑材料”
在调查“18号专案”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搜集了大量材料，包括江青30年代在上海淫乱的材料，归档存放起来。
1959年3月24日，江青入住上海锦江饭店。3月26日、4月1日，接连收到两封匿名信，讲的也是她30年代在上海滩的丑事。江青将信给他的山东老乡、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看了。康生看后说：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然后，江青和康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责令罗瑞卿10天内破案。罗瑞卿立即与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通电话，要他安排刑侦专家火速来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为专案组组长。
在破案过程中，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包括江青当年的一些风流照片。结案后，这些材料都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柜里。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翻出“18号专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4月21日，江青派人到上海将“18号专案”的全部档案拿到北京。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亲自动手，销毁这批材料。
王芳挨整的真正原因
这批材料销毁后，江青还不放心，担心当年参与查办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的官员把她的丑事抖出来。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材料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等负责。从此，包括王芳在内的一批参与查处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机关负责人被抓到北京关押、审查。
直到1974年9月28日，王芳的妻子刘馨致信毛泽东说，王芳已被审查6年多，身患各种疾病，随时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结论，或让他回家治病。毛泽东明知王芳没什么问题，1974年10月28日，批示“解放”王芳。1974年10月29日，王芳获释回家。
从1953年起，毛泽东到杭州40多次，住了800多天，其中，38次由王芳负责警卫工作。每次王芳都是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仅仅由于毛的妻子江青担心王芳将她的丑事泄露出来，就将他在北京关了6年多，折磨得一身病。
江青整王芳说明三点：第一，做了亏心事，总怕鬼敲门。文革时，江青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表面上风光无限，内心却虚弱得很。第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力完全成为其发泄个人私欲的工具。第三，没有毛泽东背后支持，江青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
王芳忠心耿耿为毛泽东、江青服务，换来的却是挨整8年多、被关押6年多。此乃前车之鉴，今天替中共卖命者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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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