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末在英格兰爆发瓦特·泰勒农民起义开始，各式各样的反叛在西方此起彼伏。
但是，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第二个千年之交，有三次主要的革命运动却是以争夺文化霸权和全球政治影响力为目的的。其中前两次革命可谓家喻户晓，稍有世界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1776年的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是共和民主思想与帝国贵族权力的一次较量。美国的革命者认为，英国人从《大宪章》开始获得的自然权利，国王陛下在美洲殖民地的臣民不应被剥夺。
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人认同英国哲学家如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观点，主张维护公民拥有财产以及参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利。他们反对沉重的赋税、国家授权的垄断、不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及那个时代建立在欧洲重商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令人窒息的保护主义。
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制定者主张个人自由和法治高于世袭的特权。核心观点就是自由和机会平等。美国人普遍相信“政府管得越少就越好”，并且引进了“最小国家”这样的开明概念。
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
苏维埃革命企图用暴力推翻新生的君主立宪制，代之以共产主义“人民”专政。
依照欧洲哲学家如让·雅克·卢梭、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推行了一种国家导向型经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原则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要交到工人手中，结果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独立企业。
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重视极权国家权威以及党的统一性，反对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主导原则是追求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稳定以及“结果平等”。苏维埃革命给世界带来了一种“极权国家”的观念。
1890-1950年的英国革命
第三次革命运动出现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它没有像美国独立战争或者俄国内战那样呈现出颇具戏剧性的军事对抗。
这是一次造型运动，由英国的一个名为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俱乐部领导。该组织由有才华的文学界名人组成，目的是要在现有的民主国家通过渐进式、改良式的政策推动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原则。
已故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P·莫伊尼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评论》杂志发表过题为“对抗中的美国”的文章，对“英国革命”做了恰当的描述。莫伊尼汉所描述的这场运动就是专门为西方越来越狂妄的精英知识分子量身定做。
起初，在那些具有良好意愿的人们看来，这场“英国革命”极其合理。它设想了一个“社会民主制”来取代过于严苛的“苏维埃共产主义”。
至于经济原则，该运动呼吁废除公司所有制，把大型工业和关键服务业进行国有化。私人企业可以保留，从事小规模经营，并且能够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调节控制。其目标是用社会主义的“团体精神”取代资本主义的“贪婪”。
“英国革命”的基本理想仍旧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结果平等，但是这些理想是逐渐取得的，通过立法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这场运动的倡导者，费边社以及全世界的进步组织，都把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当作是实现“公平社会”的关键，最终导致了“福利国家”这种现代观念的产生。
“英国信条”的影响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开始感到了“英国革命”产生的文化影响。莫伊尼汉认为这种影响在1947年加快了速度，当年英国新当选的社会主义政府同意支持印度的一个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政府宣布独立。
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经历了从1890年到1950年的发展，从其基本思想中发展出了原则及政策，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并与二战以后出现了“去殖民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合理冲动融为一体。
这种后现代的“英国信条”创造了一种乌托邦式的“重新想像”，用集体团结取代了个人自主，用公共所有取代了私人创业，用合作取代了竞争，用公共资源取代了私有财产，所有的一切都要奉献给政府，由政府根据计划进行财富的再次分配。
总而言之，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苏联的成分很小，反美国的成分很浓厚。
从《新政治家》杂志和《曼彻斯特卫报》等出版物的内容，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课堂授课情况看，英国知识分子正在全世界传播英国革命的信条。英格兰也许已抛弃了维多利亚式的帝国观念，但是那些说英语的学者和公务员已经成了联合国里刚刚出现的多数人的“长官”。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要靠《威斯敏斯特法令》维持生存。费边社会主义者的声明也改变了高等院校，遍及前欧洲各帝国的数百万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正在被那些曾经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非常自由的民主制国家无情地压榨着，遭受着种族歧视。
美国的抉择
此刻美国的城市正在被费边理想主义者的继承者焚烧、洗劫；美国革命正宗的自由原则正在遭受进步派学者和社区极端分子的恶意中伤，这些都值得人们思考：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是什么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至关重要？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詹姆斯·卡拉汉、吉米·卡特等费边式的领袖所领导的北大西洋三角国家的“保姆国家”国情造成了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选民们期待着借助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以及布莱恩·马尔罗尼的当选去寻找医治“英国疾病”的良方。
撒切尔—里根革命与美国的缔造者奉行相同的原则，其成果就是超过25年的全面经济繁荣，这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大缓和”。在那段时期，甚至于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都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
然而，表面上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以及民主资本主义在抗击马克思主义信条中的最终胜利都在无情的文化对峙中迅速减弱。由进步派教育工作者、学者、记者、艺术家、娱乐界人士、公务员、跨国公司高管组成的一支支大军坚不可摧，左翼革命阵营毫发未损，隐藏在“最小国家”管理政策的薄纱之后。
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易受影响的年轻选民已经在文化层面上做好了准备。他们再次拒绝了美国革命奉行的原则，转而支持人们熟知的巴拉克·奥巴马的“福利国家”的进步派论调。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复苏速度最为缓慢的时期之一。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北京。现如今，中国共产党CCP正在全力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这个世界。
据克莱夫·汉密尔顿和玛丽·奥尔伯格撰写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新书《隐藏的手》描述，中共与其布尔什维克前辈一样对民主没有兴趣。作者说道，“它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与西方进行一场殊死的意识形态上的搏斗，把世界分裂成可以争取过来的人和敌人。”
于是，就在中共病毒摧残自由社会的经济的同时，费边社会主义者及其成群的爪牙蜂拥穿过西方城市的街道，只看利润不计代价的企业精英被诱惑，落入中共的圈套，而唐纳德·川普秉承“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信念发起的第二次美国革命所做的持续承诺正遭遇巨大的挑战。
人世兴衰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一位多产的美国学者，认为2020年11月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十六世纪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曾经写下著名的诗句：
人世兴衰波浪翻，
抓住机遇勇登攀。
机遇错过不再有，
龙陷浅滩苦无边。
风生水起且扬帆，
劈波斩浪奔向前，
纵然失败无遗憾！（《凯撒大帝》，第四幕，第三场）
历史的分水岭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
2016年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的美国人渴望着能够创造性地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776年，找回启蒙运动的革命理想。他们选择的是自由而不是监护，他们渴望恢复他们民族的伟大。
而在政治辩证法的另一端，人们追求权力以及某种形式的国际社会主义秩序下的安全感，而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秩序将被中共领导。他们希望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上一路走下去。“如果社会主义者能懂得经济，”哈耶克说，“那么他们就不会是社会主义者。”
我正在从49度纬线以北向南眺望，把希望寄托给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殷切期待美国的爱国者们能团结一心，在这个周末汇集在一起，共同庆祝又一个7月4日，独立日！
原文Three Revolutions: One Choice in November!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来自蒙特利尔，是一位作家和教育工作者，目前担任加拿大西威塔斯学会Civitas Society《文明对话》杂志编辑、《大纪元时报》撰稿人。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